从“露华浓”到“梨花雨”：一部唐王朝的兴衰史
不过前人在探讨本篇主旨时虽多持讽喻之说，也存在不同意见。诗中写玄宗得到杨妃以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又说杨妃备受宠幸之后，“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固然都明显流露出讽谏批评的意味;然而与此同时，又着力渲染玄宗的凄凉处境和痛切悲悼，如“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等，不免让人大为叹惋;最后用隐晦迷离的笔法，写化为仙人的贵妃“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并寄言玄宗“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更透露对两人的不幸遭遇满怀同情。这些内容看似背离了创作宗旨，其实也并非难以索解。即便诗人事先有过明确的创作意图，可随着创作进程的展开，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最终完成的作品未必都能如其初衷。白居易在编定诗集时将《长恨歌》归入感伤类而非讽喻类，还自诩“一篇《长恨》有风情”(《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可见他本人也并未将讽刺鉴戒视为此诗的主旨。
李白的《清平调》开创了唐人用诗文演绎太真遗事的悠久传统，白居易的《长恨歌》则淋漓尽致地叙述了李、杨悲欢离合的整个过程。从“露华浓”到“梨花雨”，既展现了杨妃在不同境遇下的意态姿容，也折射出唐王朝的盛衰兴替。《清平调》和《长恨歌》在李、杨故事的流传递嬗中影响深远，清人洪昇撰《长生殿》传奇，有不少情节和曲辞就取资于此。相较而言，《长恨歌》更是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述及，当时有歌伎自夸能诵得此诗，从而声价倍增，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中也提到“童子解吟《长恨》曲”。
白居易的诗作还受到域外人士的欢迎，很早就流传到周边国家。日本僧人空海于贞元二十年(804)入唐求法，在长安时先后寄居在西明寺和青龙寺中。白居易当时也正在长安居住，诗集中有《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青龙寺早夏》等，可见还探访过这两座寺院，很有可能与远道而来的空海有过交流。另一位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时也大量寻访搜求汉文典籍，在《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提到过自己在大中元年(847)归国时携带的《白家诗集》。成书于宽平三年(891)的《日本国见在书目》，更著录了《白氏长庆集》《白氏文集》和《刘白唱和集》等多部诗文集。白居易的诗作通过大批日本僧侣、使者传入日本之后，对日本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就大量承袭、化用《长恨歌》中的诗句，日本学者丸山清子的《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中西进的《源氏物语与白乐天》等在这方面做过细致缜密的考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