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到浪漫主义时代 西方名誉传统的衰落
上一篇文章阐述了古典定义下的名誉观。从部落战士到中世纪骑士，乃至美国国父，他们口中的名誉含义大抵如此。传统名誉的价值主要是一种外在社会性的概念，它由名誉同一群体中的同伴来实现。这一概念经过数世纪的演化逐渐成为了现代意义下的名誉 —— 一种个体性的内在名誉，常与“人品”和“正直”同义。如今的西方，一个男子的名誉不再由群体中的同伴来决定，而是通过他自己的内心来实现。
19世纪，德国首相俾斯麦曾在他的演讲中提到这种内在化的名誉：
“先生们;我的名誉不在任何人的手中而在于我自己，它不是一种被他人慷慨馈赠于我的东西;我自己的名誉，装在我自己心中，满足我自己，谁也不是它的法官，也没有谁能决定我是否拥有它。在神和人面前，我的名誉是我的财产，我相信自己该得到多少我就给予自己多少，并且多余的我都弃之如粪土。”
油画
表现了威廉一世的传统名誉，与俾斯麦的内在名誉
概述
在进入名誉发展史的细节前，先简略地谈谈一些贯穿其间的重要诱因。大体而言有两个主要的因素削弱了传统的名誉观。第一，随着时代的变化，名誉的内涵由男子外在的勇气和力量转变成为一些内在的道德品质。第二，名誉的形式由社会性转换为个体性。每个人都可以创造一套他自己认可的名誉准则，而往往他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那套的准则，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从而由多人共同遵守的名誉公则消失了，同时也意味着羞耻心的消失。人们对自己的名誉准则自吹自擂，而不需再担负任何后果。
读过这篇文章后，或许你会对现代文化影响下的名誉观产生一些负面的印象，但本文只希望能尽量客观地找出传统名誉观被现代名誉观所取代的轨迹，并且讨论个体和群体名誉观的共存之道。
古希腊时代
群体名誉观逐步衰败和个体名誉观渐渐兴起，这是近代西方各国社会学界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但追本溯源，其实在西方文明的根子处异化的种子已经被种下。在原始时代，没有正式法制的时候，名誉体系曾大而化之地执行了某种道义。古希腊城邦发展出两大文明成果：民主和法制，却往往与传统的名誉价值相对立。前者有力地削弱了后者在社会中的道义作用。希腊悲剧经常会表现传统名誉观与民主法制观的冲突。埃斯库罗斯在他的《俄瑞斯忒亚》讲述了阿伽门农一族从特洛伊战争后荣归故乡，但家族内部厄运连连。俄瑞斯忒亚犯下弑母的罪行，家族成员为了复仇和保卫名誉而互相残杀。故事最后由雅典娜设立法庭审判为结束。这象征了古希腊城邦中原始的名誉法则被民主法制所撼动。但为老式名誉而起的仇杀并未完全被法庭审判制度所取代，报复行为还是存在的，只是受到了更多的非难。
法制
剧作家并不是唯一公开质疑传统名誉观的人。对这种粗暴的伦理体系，哲学家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都在教导中表达了忧虑。苏格拉底在蒙冤受难时没有选择逃离刑罚，以期在事后找回自己的名誉，而是将自己交给了法庭。他忠于雅典的文明，认为这是对文明最好的选择。苏格拉底认为外在的声誉只对没有思想的人有用，对于哲学家而言他人的意见(传统名誉)并不重要，哲学家自己心中所认定的正义才是最重要的，当以此为原则办事。换句话说在苏格拉底心中，他个人对正直的理想要高过公共舆论对他名誉的评价。
亚里士多德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认为名誉是一种外在的善，但他对这种完全取决于他人的理念不能信服。他尝试讨论了建立在个人德行上的名誉。一个人是否卓越，要看他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潜能。忠于德行本身比忠于某群体的名誉法则更高尚。
早期基督教
基督教的伦理哲学随着其教义而传播，它作为一种新文化对西方传统的名誉价值观造成了极大冲击。冲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包容性和普适性。2，强调内在敬虔而非外在表现。3，和平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