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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一个国家的暴走 约瑟夫•格鲁的《使日十年》

历史 12-20

  1932年6月6日,清晨的东京湾大雾弥漫,新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一片熙攘的欢迎声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迎接他的未来,或也如这片大雾一般,充满着未知乃至危险。此时,“满洲事变”的风波仍未平息,日本与欧美各国在远东的矛盾已日趋紧张。作为一名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官约瑟夫•格鲁对于日本的态度显得比较中立,如他所言“我非常同情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愿望,但对它为实现这些愿望而采用的非法手段则毫无同情。”

  而日本报纸也认为新任大使是“志在增进和平的外交家”。

  

 

  《时代周刊》封面上的格鲁

  然而,此后十年间,格鲁却成为目睹美日关系逐步恶化乃至兵戎相见的见证人。在目睹的同时,格鲁也通过日记的形势记录下1932至1942年间他对日本的种种观察与见解,整整十年的日记足有13册之多。在剔除个人隐私和军政机密的部分后,格鲁的日记选集《使日十年》(Ten Years in Japan)于1944年在美出版。当时,太平洋战争仍在继续,日本的败迹已显露无疑。正如本尼迪克特乃是因美国当局要求写就《菊花与刀》一样,格鲁日记的出版也是意在为美国军政当局处理战后局势提供参考。但不同于人类学家高度抽象(乃至略显粗糙)的民族性归纳,格鲁的观察着眼当时日本政治、社会的种种细节,以及每一个打过交道的日本人。

  

 

  英文原版

  在赴任之初,格鲁就曾告诫自己:不要对日本保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因为这会使他难以与当地人建立互信,也就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资讯。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开放的态度使得很多日本人愿意跟他开诚布公地吐露心声。比如一位日本政界人士就曾对格鲁表示:日本百姓对军人在满洲的冒险,最初也都抱着怀疑态度。后来,直到国联开始谴责日本后,百姓开始在媒体的宣传下团结起来反成了军人的后盾,就像全家站出来为一个受外人欺负的家人作后援那样。现在对日本采取过于激烈的行动,只会加强这种感情,继而使军人继续当权。当然,如何才能让美国国务院明白这种典型的日本式逻辑,成为了约瑟夫•格鲁最为头痛的难题。

  

 

  早年商务印书馆的中文译本

  在格鲁看来日本在外交上的种种失败,其军部要负主要责任。而自二二六事变后,国会和元老们已经丧失了制约军队的力量,“纵有胆大而孤立无援的自由主义者(如西园寺公望)在那里抨击军部,结果对政府政策往往还是没有任何影响”。然而一旦国际外交上遭遇挫折,日本百姓又会倾向将责任归咎于外务省而非军方,于是形成恶性循环,军队的势力愈加膨胀。

  有意思的是,在卢沟桥事变前夕,美日关系却出现了一次小小的好转。短短两三个月间,麦克阿瑟将军陪同菲律宾总统访问了东京;而当时的全球名人海轮•凯勒也造访了日本,所到之处引起一阵风潮,甚至连日本首相、外相等一干要人都来捧场。但是,格鲁却很清醒地意识到“这或许是暴风雨前的沉寂”,或者说是这“不过是扩张主义运动中一次周期性的退潮”而已,因为“军部掌权,太牢固了,今后亦将如此”。随后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无疑验证了他敏感的政治嗅觉。

  中国战事的扩大意味着美日的正面冲突将逐渐变得不可避免。时至1939年底,格鲁在日记感叹:凡是稍有外交常识的日本人,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大多想和美国交好。但却无人有能力来贯彻这个常识。如同坐在一艘正撞向冰山的轮船,稍有眼力的船员都看见了冰山,却又都无能为力。

  在日本工作多年间,格鲁跟日本军政界不少人物打过交道,其中不少还有了些许交情,如松冈洋右就算是格鲁在日本的私人朋友之一。他喜欢松冈的直率,尽管有时候显得咄咄逼人。至于东乡茂德和重光葵,格鲁的评价则是“尚可理喻”。毕竟虽属于不同国家,他们还都算是同行中人,有着类似的游戏规则。

  此外,对于近卫文麿,格鲁似乎有着一丝好感。1941年9月初,格鲁曾有机会和近卫在其私宅共餐,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席间,近卫甚至暗示:他希望通过格鲁本人与罗斯福建立秘密的私人沟通管道。格鲁也认为“除了近卫公爵,就没有任何日本政治家能够与美国达成谅解。”不过,仅仅一个月后,近卫内阁便宣告倒台。宣布辞职后的次日,近卫便写了一份私函给格鲁,其中写道:“我切望,您和贵国政府都不会因为更换内阁,抑或只凭新内阁的表象或一时印象,而过分失望。”而近卫的继任者便是东条英机。

  

 

  近卫文麿在开战前夕试图与罗斯福建立秘密外交沟通

  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格鲁开始对美日协商的结局感到失望,他开始觉得日本很有可能会实施“民族切腹”即想全世界宣战。就在日本特混舰队行将抵达夏威夷之时,罗斯福总统于12月6日晚直接向天皇拍发了一封紧急信函。国务院指示格鲁尽快递交天皇。信中,罗斯福放弃了要求日本从中国完全撤兵的要求,仅要求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兵即可。然而,当格鲁将此信递交日本外务省时,山本五十六大将已经下达了“攀登新高峰”的作战命令,珍珠港已是在劫难逃。

  1942年12月8日上午7点,当格鲁起床时,他已不再是美国驻日本大使,而成为逗留敌国的外交人员。随即日本警察和外务省官员进驻了大使馆。外务省一位名叫大野的外交官,双手颤抖地捧着通告,向格鲁和全体美国外交官宣布了时任外相东乡的信:“谨通知阁下,自今日起,贵国与日本已进入战争状态。我就此向阁下重表最崇高的敬意。”大野读完无奈地说:“我对这个任务厌恶极了”。

  

 

  1941年美国驻日大使馆的全家福

  于是乎,美国大使馆以及各领事馆职能就此停止。一切外交人员不得擅自离开使领馆,而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也一律停止。外交人员及其家属将按照国际惯例予以保护并给予生活上的方便。之后的大半年里,格鲁便是被软禁在大使馆内。1942年7月,日美双方通过中立国协商,最终在葡萄亚属东非(即今天莫桑比克首府马托普)交换了双方的外交人员及其家属。

  返回美国后,格鲁继续在国务院工作曾出任代理国务卿、副国务卿,由于其对日本的丰富知识而成为美国政府最重要的高参。而他的日记便是作为美国政府重要的决策依据而被整理出版。

  战争结束前夕,他曾反对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主张在《波茨坦公告》中明确同意日本战后保留天皇制度,以尽早换取其投降。虽然兵戎相见,但格鲁对他在日本结识的朋友并无恶感。返国后,他在哥伦比亚电台曾公开讲道:“我在日本住了十年,交了很多朋友,我钦佩、尊敬、爱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我和他们互相酬酌了十年,他们个人,对我是忠实到底的......”

  总而言之,格鲁的《使日十年》是一部非常值得阅读的好书,无论是作为国家政治教材还是一本另类的东洋游记,如他自己在日记中所写的:“这是有趣的十年。使命虽然终于失败,但即便是能够经历这些事件,我现在也不肯放弃这十年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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