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江历史日军轰炸綦城 慈善家刘子如请缨抗日
刘子如，綦江县原金灵乡人(现金桥镇人)，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农历十月八日。幼年父母先后去世，寄居姐夫家。十三岁时流落重庆街头，曾为嘉陵一和尚收养，教其读书识字。以后受雇在渝美商洋行，并加入基督教。继而为美商胜家公司在上海、重庆开辟缝纫机推销市场，自任经理。由于他善于经营，生意越做越旺，便以重庆为基地，逐步在全川及贵阳等城市开设了分销处。到清宣统二年(1910年)已成为重庆的巨商。
刘子如经商致富后仍保持朴素生活，将其钱财大办慈善事业，奉献社会。他先后创办了重庆私立孤儿院、中华基督教重庆自养美道会、重庆市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綦江私立青山孤儿院等。在办宗教中，他主张由华人自主、自传、自养，不依赖西人。他倡导的“三自”爱国传教，深得中外教会的赞赏。他以基督教长老和慈善家的身份，于1924年春，从上海出发，经香港下南洋，越印度洋抵印度，渡西印度洋入红海，过苏伊士湾到埃及，再到西亚的耶路撒冷参观了耶酥圣地，而后越地中海到罗马，经瑞士渡海峡到伦敦，然后经大西洋到加拿大的美国，最后从美国旧金山过太平洋，经日本回国。经过一年时间，环地球一周，访问了几十个国家。他所到之处，当地报纸都以新闻人物报导，他受到各国教会及政界人士的欢迎。重庆自养美道会编印的《刘子如毁家助善实录》一书中写道：“刘子如先生不但是一位重庆著名的慈善家，而且是世界驰名的大善人。”
刘子如，不仅是著名的慈善家，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爱国志士。早在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时，他就不胜愤慨，当即向国人起誓：“倘日后中日大战爆发，子如自愿不用饷费，不动公家分文，上前线与敌人周旋!”。1937年刘子如正在上海与友人商谈开设陕西公司时，“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年近古稀的刘子如，眼看日寇向中国大举进攻，他怒火满腔，毅然抛弃生意，立即从上海返回重庆，同各界人士一起组织中华民国抗日军四川后援会(简称抗敌后援会)，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大声疾呼：全民团结一致，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他四处宣传，各方奔走，为抗战后援会募捐慰劳品四十余万件。接着，他向国民政府申请组织战地服务团并坚决亲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和伤员，以实现他早年“上前线与敌人周旋”的誓言。
政府当局见他虽年近古稀，但坚决请缨抗日的壮志犹存，便授命他担任战地服务团团长，率队携带慰劳品奔赴抗日前线。当年十月，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在朝天门码头向战地服务团授旗。之后，刘子如即率领由男女青年一百三十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沿长江东下。战地服务团抵武汉时南京失守。刘子如在武汉慰问了伤员，并到万国医院晋谒刘湘(四川省主席，率师出川抗日，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因病住院)，后奉命在国际红十字会领取药物向中日鏖战正烈的第三战区进发。
刘子如率战地服务团抵九江时，当地群众大都逃难走了。他们在九江慰劳伤病员后又赶赴南昌。在南昌，战地服务团分成两个大队，一队赴浙江刘建绪战场，另一队由刘子如亲自率领在江西景德镇和安徽的太平、青阳、繁昌、铜陵、大通、贵池等二十三集团军所在地的抗敌战区慰劳伤员。在抗敌前线，刘子如曾遭敌弹炸伤。
经过四个多月的时间，战地服务团完成了慰劳任务。全体团员在吉安战干团受训六个多月后，分配到部队各师、旅做政治工作。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见刘子如老当益壮，能析敌情，挽留他在司令部任参议，朝夕相处，参与策划战事。
刘子如赴抗日前线三年多的时间未受公家分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曾发给他“服务前线，卓著成绩”的褒扬奖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送给刘子如的一幅中堂上亲笔书赠一首七绝诗云：“西风吹送一帆斜，树梢危蹲几个鸦;两岸沙滩明似画，又添霜月与梅花”。“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子如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自毁长城”。他在离军返川前夕，新四军领导人陈毅感其爱国热忱，亲自题赠大幅照片：“送给站在抗日最前线的刘老团长”。
1941年，刘子如回到重庆时，正是日机对重庆狂轰滥炸之际，当年五月，重庆卫戍司令部下令强制疏散人口。他深感自己年逾古稀，身体衰弱，不能从事社会活动，乃回綦江金灵乡继续办孤儿院。1948年农历腊月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日军轰炸綦城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飞机对我国后方不设防的城市，施以狂轰滥炸。重庆是国民政府陪都，首当其冲，遭到日机轮番轰炸，时间持续四年之久。美丽的山城，到处成为一片焦土。綦江地处川黔要冲，又为重庆南大门，理难幸免，先后被日机轰炸三次。
第一次轰炸是1940年7月5日午后，日机六十三架，分两批由重庆方向疯狂地飞来，在綦城上空投弹一百余枚，北街慈善堂(今文化馆至武装部之间)、后街车站(今綦江区公安局附近)、县监狱(今区委、区政府所在地)、中心花园(今新世纪百货至工商银行周围)、石佛岗(今建綦江大桥头建设银行一带)、马家坡(今自来水厂一带)、长石塔等处被炸。据綦城受害者回忆，日机轰炸綦城时，街坊上有二十多名善男信女，正在北街积善堂做慈善会，警报后不到二十分钟，几架日本飞机忽然飞临綦城上空，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躲避，炸弹便倾泻而下，两颗炸弹落在积善堂旁边，当场炸死王印鸥、张星斗、罗文玉等十余人。綦江街上，居民象被捣了蜂桶的蜜蜂，乱轰轰到处乱跑。一个叫全秀容的妇女，慌忙中急向伍家祠堂(今文化馆与武装部之间)后面跑去，躲在一棵黄桷树下。这时，又是一颗炸弹坠地，弹片飞起，炸断了全秀容的右臂。
她咬紧牙关，强忍剧痛，打算往后街跑，见到一个女孩子的身体，被炸成了肉酱，另一个人的肠肚，飞挂在黄桷树上。到处是哭声，到处是喊叫声，非常凄惨。其时，有一大群居民，惊慌失措地向天主堂附近涌去，正碰上炸弹落下，被炸死炸伤不少，血流遍地。县衙门监狱被炸后，有些犯人，当场炸死;有一些犯人，赤身裸体，披头散发，慌乱跑向东门河边。轰炸刚一停止，北街、中街、后街、石佛岗等处，火光四起，硝烟弥漫，全城一片混乱。
灭火的灭火，拖尸的拖尸，大人找娃儿，娃儿喊妈妈，乱成一片，哭成一片，叫成一片，惨不忍睹。有一个农村妇女，进城卖东西，刚走到石佛岗，一颗炸弹掉下，将身子炸成两截。第二天，后山坡(当时是荒地)摆满了尸体让人认领。无人认领者，合冢埋葬。这次轰炸，据綦江县政府《七月五日敌机轰炸綦江县城情形及本县防护善后设施概况》记载：“被炸受害三百二十余人，无家可归者一千二百余人，死者约一百一十余人，重伤五十余人，轻伤一百六十余人。炸毁房屋六百余间，资产、房屋损失总值二百六十万元(法币)”。实为綦江空前浩劫。
第二次轰炸是同年7月22日下午3时，日机二十八架窜入綦城上空，向交通车站、北街、后山坡、观音阁、沱湾、大佛寺等处投弹五十余枚。这次轰炸损失，据《四川省档案资料》记载，伤五十人，死亡十人，毁房二十幢。
第三次轰炸是1941年8月23日，綦城上空飞来日机二十七架，向城南垭口上、关家码头、王爷庙一带投弹，毁房二十七间，死亡一人，伤五人，损失约六万余元(法币)。
綦城遭日机轰炸后，各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十分关注。据档案资料记载，第一次被炸后，军政部第二补训处特务连，第十六补训处工兵营、军医处、县卫生院以及县动员委员会工作队等，都协力做好抢救、拆御被毁房屋、浇灭余火、清理填平街道以及救护伤员等工作。炸后第二天，当时驻綦江的韩国独立党领袖金九特地派员赴灾场慰问，并捐款一万元。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沈白先，战干团教育长桂永清以及永新地区绅民等均有捐款赈灾。
真是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大家都积极投入救灾和赈济难民的活动。政府方面行动迟缓，且久不落实。炸后第三天晚上，綦江县政府县长李伯英才召开会议讨论救灾款的筹集和赈灾问题。虽在会上提出了由财务委员会暂垫五千元赈灾，发给重伤者每人十元，轻伤者每人五元，受灾后无力经营，无法生活者成人每人发五元，小孩每人发三元的决定。
但议来议去，直到7月21日，还在讨论“发放五千元急赈决定案”。后来讨论作出的决定是：“调查组的结果交由服务队复查，于23日前完成复查工作，24日发放。”“其标准大口十元，小口五元。”不料7月22日綦城又遭日机轰炸，23日李伯英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对昨日被炸灾民”，“于24日发放急赈，而对上次未领赈款的灾民，定于25日前办竣，上午登记，下午五时发款。”为此议来议去，一拖再拖，灾后二十余天，灾民尚未得到政府的任何赈济。
綦城被炸后，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特派姚慈仁先生携款一万元来綦放赈。蒋介石也派代表来綦慰问。姚慈仁于7月17日下午“莅綦”，綦江空袭救济联合办事处立即通知办事处所有成员于18日下午4时开会。18日上午蒋介石的代表来綦江，办事处又通知当晚六时开会欢迎。当天办事处虽然写了“中央特派员姚专员来綦，定于明日(19日)上午5时在文庙放赈，凡我县此次被炸难胞及其死伤家属，可携带私章按时同保甲长到场领米，过时不候”的通告，并批有“速抄二十大张分贴城内外及石佛岗”等语，但大家都忙于欢迎蒋介石的代表，不知通告是否张贴。加之难民城内无地安身，很多远栖他处，即使通告张贴出去，也难得知。且时间如此短促，又怎能按时到场领赈?故姚专员的放赈实为空头支票，一分未发出去。后全部留在县里，决定以五千元作紧急救济，由綦江空袭救济委员会掌握办理。后于1942年1月3日、3月13日、4月16日三次向中央赈济委员会呈报，共开支五千九百二十一元。其中只有九百九十元用于第二次被炸赈款，其余用于掩埋、施粥、医疗器械、医疗伙食、民工伙食、薪水、工资、奖金、办公费、茶水费、杂支等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