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江芙蓉书院的三重谜团

　　綦江积极做好区镇两级 人大换届选举准备工作

　　连日来，我区各镇街人大积极做好区、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各项准备工作，保障换届选举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在横山镇一选区的新寨村投票站，工作人员根据选举流程设置了进出口、验证处、发票处、选民登记处等各个区域，并按照区、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流程进行了演练。

　　记者注意到，投票站不仅准备了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还用警戒线划分出了不同区域。“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进行了区域划分，我们对整个场地提前进行消杀，同时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选民都要戴上口罩、测量体温，检查健康码和行程码。”横山镇新寨村党总支书记汪洪森告诉记者。

　　据了解，横山镇共登记选民10884人，根据选民分布分别设置了中心投票站3个，投票站18个，方便选民就近参与投票。

　　“针对本次区、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我们制定了专门的应急预案，同时前期通过各种方式，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增进彼此的了解，让选民选出心中满意的代表。”横山镇人大办公室负责人汪凡介绍。

　　据统计，此次区、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全区共登记选民94.75万人，设立区级人大代表选区160个，设立镇级人大代表选区664个，通过差额选举，将选出綦江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75名，选出新一届镇人大代表1668名。正式选举将在12月1日进行。

　　綦江芙蓉书院的三重谜团

　　

 

　　▶芙蓉书院外残存的“咸安寨”寨门。

　　

 

　　▲隐藏在芙蓉书院大门上的石刻文字。

　　

 

　　芙蓉书院门额。

　　

 

　　文史爱好者们一起探究芙蓉书院。

　　

 

　　地方历史文化爱好者们走在去芙蓉书院的路上。

　　

 

　　芙蓉书院院墙大景。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为修书之地，最早出现在唐玄宗时期。

　　位于綦江永城槽西侧的老瀛山，拔地雄峙，横亘云端，似海中蓬瀛。在瀛山村有一座占地1160平方米的古建筑遗址，名叫芙蓉书院，这座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吗?它与传统意义上“修书之地”的书院有何区别?这些谜团一直萦绕在笔者心间。

　　《县志》无书院记载

　　它是以文会友的私人书斋?

　　初夏，雨后天晴，笔者带着心中的疑问与30多名地方历史文化爱好者前去芙蓉书院一探究竟。历经两小时的跋涉，终于到了老瀛山东北边缘。此地可极目远眺，可俯瞰八荒，雾起山腰，山头隐现，让人有身临仙境之感，也勾起我对此地相传的“少年从此学，今日生蓬莱”那种在幽境里吟诵、在惬意中奋进的畅想，被一种希冀和豪迈包裹着。

　　站在一座古堡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门上方的门额。该石制门额长约3米，宽约1.2米，上面阴刻着“芙蓉书院”四个大字，单字面积约0.6平方米。

　　笔者走近细看，门额右边竖题“道光十八年戊戌岁小阳月”，左边竖题“范亭王介年题立”共18个小字。大门卷拱逢中条石上，刻有“大清道光十八岁次戊戌坤月上浣吉旦”一列16个小字;左右条石上分别镌刻“国学王介年基址一半并捐修”“钦加直隶州王用明基址一半同建”共26个小字。

　　由此可见，綦江这座芙蓉书院修建于1838年农历十月，距今已有180多年，捐修人是王介年和王用明。

　　据了解，相对规范的书院教育制度由宋朝大儒朱熹创立，并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而在綦江则起步很晚，笔者查阅考证，清《綦江县志》和民国《四川綦江县续志》只收录了明万历年间的文明书院和清代的瀛山书院、明善书院(今东溪书院街小学前身)，在两本《县志》上，芙蓉书院均榜上无名。

　　既然叫书院，为何《县志》没有收录?莫非是当时修志的官绅受个人局限，因未知而漏记?

　　据綦江有关史料记载，早在明代时期，老瀛山就已是境内的风景名胜，綦江文人雅士多邀约来此郊游。道光十九年(1839年)，《县志》编辑罗星等人还在相公岭鹅项颈处留下了“有天际真人想”等石刻。这些编修《县志》的官绅来到老瀛山，不可能不了解山里有芙蓉书院等风物。因此，未知漏记这一说不大可能。

　　据2015年7月湖南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凤冠永城》一书介绍，永城王氏族人在创办芙蓉书院之前，曾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修建太原书院，直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才拆除。书院总管王鹤年在道光五年(1825年)编修《綦江县志》时，担任督办一职，不将凝结自身心血的书院录入，不合常理。并且罗星的父亲罗世茂，时住永城高滩，是太原书院塾师，罗星不可能不知道。

　　因此，笔者推敲，芙蓉书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书院，它极有可能是捐修人附庸风雅的私人书斋。秉天上之清秀，为人间之往来。接待来老瀛山游玩的读书人吟诗作对、发挥以文会友的功能。同时，与先期创建的太原书院一样，作为宗族私学，主要接纳宗族子弟启蒙心智。当然，也有个别天资聪颖的乡邻幼童来此旁听借读的可能。

　　不论是典籍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没有芙蓉书院专属的教、考等条规，也没得到官方的认可，那么，这座不具备面向社会属性的书院，就只是被冠名书院罢了，实非真正的书院。因此，在多次编修、增修县志时未能录入，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历史上被冠名非实际书院的例子还不少，诸如清《綦江县志》卷六“政绩”《田邑侯德政颂》有“其创始而增修者……若育英书院”、民国《四川綦江县续志》卷三有“于境建毓英书院”的记录，但两本县志“学校”条目下，都没有收录“育英(毓英)书院”。可以看出，芙蓉书院并非孤例。

　　至于坊传的罗星为芙蓉书院主讲，伍辅祥、伍濬祥、伍奎祥兄弟进士，吴泽棠、吴光奎叔侄举人，监生吴光銮等綦江功名文人在此攻读，多为附会之说，不足全信。这可以从罗星高徒，道光二十四年(1824年)举人吴泽棠撰写的《春堂夫子年谱》中，只字未提芙蓉书院可以确证。

　　寨墙碉楼绕书院

　　它是御匪自保的“寨中寨”?

　　走进芙蓉书院，但见院内初期建筑几乎全毁，仔细观察所处位置，发现芙蓉书院并没有直接背靠大山，而是建在山腰台地凸起边缘。置身己出天地外，茫茫云海无终穷。站在书院，远可眺望天成庙、凤冠山，甚至更远的莲花山;近可俯瞰永城槽。再往上攀，在高处俯瞰，书院更形似铜墙铁壁的坚船，围墙上的齿轮状缺口，明显具有瞭望和防御功能的古城堡特征。

　　在书院下方，约10分钟路程，有一残存疑似寨门的石堡坎，当地人介绍，曾见过完整的寨门上阴刻有“咸安寨”几个字;在书院正前方约30分钟路程处有一三面临崖的台地，背面绝壁上也刻有“万丰寨”三个大字，落款“大清道光十九年己亥年”。当地老人口口相传，这两个寨子都是王姓人家修建，供族人及长工、乡邻躲避兵燹所用，万丰寨内的碉楼条石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被乡邻逐渐拆除用作屋基、田坎等。

　　这种在院外临崖处，加筑寨墙、碉楼，非书院、私学所必须，也不是一般财力愿为能为必为。芙蓉书院实际上就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寨中寨”建筑群。

　　结合当时川东白莲教、黔北桐仁匪乱等社会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以及新盛镇“文明堂”“承平寨”、小高山及阳台山等古寨的类似形制及建修原因，特别是巴南区一品镇建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的“步云书馆”(俗称白寨子)，笔者推理，芙蓉书院的主要功能就是御匪自保。

　　据《凤冠永城》介绍，当时修建太原书院有两个用意：战乱时避难，平安时读书。也可以佐证笔者对芙蓉书院的推测：以文会友的私人书斋和御匪自保的寨中寨。

　　当然，笔者也不能因为其只是冠名书院而无书院之实，就否定其在永城乃至綦江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对綦江教育作出的推动促进作用。相反，正因为有了像芙蓉书院这样深耕偏僻乡壤的读书治学场所，琅琅书声才能在綦江大地上传播传承，懵懂小儿才得以在知识的海洋里远航，汲取不竭的营养。

　　捐建者身份传奇

　　它是心学大师王阳明后人所建?

　　瀛山剑岭千秋在，青史何人为表扬?芙蓉书院创建人王介年、王用明系叔侄关系。王用明父亲王鹤年是王介年的大哥，分别是王廷献的长子和三子。

　　王介年(1781～1840年)。墓志铭曰“急公好义，虽倾囊芬瘁，在所不惜。”清《綦江县志》有其道光十四年建永安桥的记录。

　　王用明(1786～1860年)。清《綦江县志》有其“捐职州同”和道光十四年增修城墙时捐银300两的记录。笔者查阅清朝捐官制度得知，嘉庆年间“从五品州同”的价格高达6820两白银。

　　清《綦江县志》也有王鹤年于道光十五年建永定桥，王廷献于嘉庆十一年减价平粜帮助县人度过水旱连灾等的记录。

　　从以上王氏三代豪捐广善的功德可知，他们的财力和地位都非当时一般平民百姓可比。

　　据笔者了解，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玄孙王业泰(南明新建伯，皇清侍赠提督总兵官)夫妻葬于綦江区金桥镇青山湖畔王家湾。贵州省织金四中王正举介绍，他亲眼看见王业泰的族人王正锡(住遵义市红花岗区蔺家坡小区)保存有三代人先后于1913年、1944年、1961年亲自到墓地抄写的墓志铭三份，今年4月6日，墓碑已按原内容及布局恢复。

　　上世纪八十年代青山王氏族长王瑞臻的孙子王显金也介绍，王业泰的后裔主要分布在綦江、万盛交界及周边渝黔区县，目前人口在6000人以上。

　　难道，捐修芙蓉书院的王介年、王用明可能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名人王阳明的后裔或族人?这得进一步考证。

　　遥望瀛山兮，渺渺称予怀。笔者更愿意相信，不管是否属实，这都能为綦江历史文化注入“阳明心学”的血液灵魂，厚重綦江城市文脉，激发綦江人围绕王阳明这一精神图腾扭紧一根绳，沉稳地继承创新、自省前行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