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全文阅读黄仁宇

　　李蛰重视历史上对财政经济问题有创造性的执政者。他推崇战国的李俚、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杨炎，但是对宋代的王安石却缺乏好感。这当然并非因为王安石在道德上遭到非议，而是因为他的才力不逮他的宏愿，“不知富强之术而必欲富强”。与上述的论点相联系，李蛰更为大胆的结论是一个贪一官可以为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对于俞大欧和戚继光，李蛰极为倾倒，赞扬说：“此二老者，固嘉、隆间赫赫著闻，而为千百世之人物者也。”在同时代的人物中，他最崇拜张居正，称之为“宰相之杰”，“胆如天六”。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李蛰感到愤愤不平，写信给周思敬责备他不能主持公道，仗义执言，但求保全声名而有负于张居正对他的知遇。

　　李蛰和耿定向的冲突，许多当代的哲学史家把原因归之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不同。李蛰属于地主阶级的下层，所以他对传统有反抗的倾向;耿定向是大地主，所以偏于保守。

　　这种论点缺乏事实的根据。耿家在黄安确实是有声望的家族，但是李蛰的后半生，却一直依附于这样的家族而得以维持相当优裕的生活。他与耿定向决裂以后，随即投奔麻城周家，依靠周思敏和周思久。这周家作为地主望族，较之耿家毫无逊色，何况两家又是姻家世好。另外还有梅家，其社会地位也与耿、周二家相评。当年麻城(黄安初属麻城，1563年始分治)土人进学中举，几乎为这三家包一皮办。在麻城的时候，李蛰还和梅国恢过从甚密，梅国恢后来为《焚书》写作了序言。在晚年，李蛰又和清运总督刘东星有极深的交往。刘东星为沁水人，不仅自己身居高位，而且把女儿嫁给山西一陽一城的大族王家，成了户部尚书王国光的姻亲。在盛名之下，甚至连亲藩沈正也对李挚感觉兴趣，邀请他去作客。李蛰托言严冬不便就道，辞谢未赴。他的最后一位居停为马经纶。此人官居御史，家住通州，发财富有。他特意为李整修造了一所“假年别馆”，并且拨出果园菜圃和另一块土地，雇人耕种，以收入作为其客居的供一应之资。在李蛰的朋辈之中，惟有焦坡家道清贫，但却无妨于这一家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总之，李蛰所交往的人都属于社会的上层，而且是这个阶层中的优秀分子。

　　李蛰本人的著作以及有关他的传记资料，从来没有表示出他有参加任何群众运动的痕迹或者企图。他对于工业农业的技术改进和商业的经营管理都毫无兴趣。他的所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不过是要求高级的官僚以其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谈虚伪的道德，崇尚烦琐的礼仪。但这并不表示李蛰自己有意于实践，而只能表示他是一个提倡实践的理论家。至于他对女性的看法，也常常被后人误解。他不承认女性的天赋低劣，在他看来，历史上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甚至比男人还要能干，比如他就屡次称颂武则天为“好后”。但是赞扬有成就的女性，并不等于提倡男女平权，宣传妇女解放。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李蛰对寡一妇 的守节，其褒扬仍然不遗余力。

　　十分显然，李蛰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段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读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但是这种前后不一并不能算做李蛰最大的缺点。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在以大刀阔斧的姿态立论的时候，也不是不能见到自相矛盾的地方。卢梭倡导的个人自一由 ，在他的铺张解说之下，反而成了带有强迫性的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李蛰的这种矛盾，在古今中外并非罕见。

　　如果把李蛰的优越感和矫饰剔除不计，那么，他的思想面貌还不是难于认识的。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芝佛院内供有孔子像，他途经山东，也到曲阜拜谒孔庙。在李蛰看来，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无”彼此相通，他攻击虚伪的道德，但同样不是背弃道德。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李蛰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一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淹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因为谁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一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旗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蛰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一陽一为道学，一陰一为富贵!”

　　如果李蛰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言行的一致，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也只是他在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一由 ，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李蛰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从事著作，依赖官僚绅士的资助而生活，一直到他在法官面前坚持说他的著述于圣教有益无损，都不出于这样的原则。

　　对现状既然如此反感，李蛰就对张居正产生了特别的同情。我们无法确知李蛰和张居正是否见过面，但是至少也有共同的朋友。李蛰的前后居停，耿定向和周思敬，都是张居正的亲信。耿定向尤为张居正所器重，1578年出任福建巡抚，主持全省的土地丈量，乃是张居正发动全国丈量的试探和先声。两年之后，张居正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核实全国耕地的诏书，意图改革赋税，整理财政。这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最有胆识的尝试，以他当时的权力和威望，如果不是因为突然去世，这一重大措施很可能获得成功。

　　张居正少年时代的课业，曾经得到当地一位官员的赏识。此人名李元一陽一，字中级。他的一生与李蛰极为相似：在中年任职知府以后即告退休，退休以后也以释门弟子而兼儒家学者的姿态出现。据记载，他和李蛰曾经见过面。

　　由于李元一陽一的影响，张居正早就对禅宗感到兴趣。这种兴趣促使他在翰林院供职期间就和泰州学派接近，并且阅读过王良的著作，考虑过这种学术在政治上实用的可能性。也许，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这一派学说对于政治并不能产生领导作用。也有人指斥张居正因为要避免学术上的歧异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最显著的例子是把泰州学派中的核伎者何心隐置于死地，但李蛰则力为辩护，认为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无关。

　　然则，张居正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胆识和行动?他的施政方针，即便不算偏激，但是要把它付之实现，必须在组织上作部分的调整和改革。而文官集一团一 所奉行的原则，却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的特长，以保持政一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张居正在理论上找不到更好的学说，就只能以自己的一身挺立于合理和合法之间，经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他声称己身不复为己有，愿意充当铺地的席子，任人践踏以至尿溺，这正和李蛰所说不顾凡夫俗子的浅薄批评相似。张居正写给李元一陽一的信，引用了《华严悲智揭》中的“如火火聚，得清凉门”两句们语，也就是说一当自己把名誉的全毁置之度外，就如同在烈火之中找到了清凉的门径。这显然又是心学派的解释：对于客观环境，把它看成烈焰则为烈焰，看成清凉则为清凉。

　　张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类似于李蛰在哲学上找不到出路。创造一种哲学思想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哲学家个人意识活动的产物。但是宣布一种政治思想，以之作为治国的原则，其后果财为立竿见影，它必须在技术上符合现状，才能推行无碍。在本杜的社会中，儒家的仁，类似于宪法的理论基础。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他们首先就应该抑制个人的欲一望 ，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扩而大之，他们一旦位列封疆或者职居显要，也就不能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权。例如东南各省本来可以由海外贸易而获大利，但由于顾全大体，没有坚持这种特别的经济利益，就得以保持全国政治的均衡。在这种以公众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政一府中枢才有可能统一管理全国，而无须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个人的特殊需要。这是一种笼统的办法，也是一种技术上简陋和没有出息的办法。

　　在本书的前面几章中曾不止一处的提到，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本朝的法律也没有维持商业信用、保障商业合同的规定，以此国际贸易无法开放，否则就会引起无法解决的纠纷。各地区按照其特殊需要而立法，更不能受到鼓励，因为会酿成分裂的局面。至于在文官集一团一 内部，也无法通过组织系统集中这两万人的意见，必须假借谐音讽喻、匿名揭帖以及讨论马尾巴等等离奇的方法，混合一陰一陽一，使大家在半信半疑之间渐趋统一。以上种种情况，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如果本朝的统治者感到了此路不通，企图改弦易辙，则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以自存自利为目的，天赋人权的学说又必然如影随形地兴起，整个社会就将遭到根本性的冲击。但是这种局面，在欧洲的小国里，也要在几百年之后，等市民阶级的力量成熟，才会出现，张居正和李蛰正不必为此而焦虑。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看得如此长远，他们企盼的自一由 ，只是优秀分子或者是杰出的大政治家不受一习一 俗限制的自一由 。

　　张居正是政治家，李蛰是哲学家，他们同样追求自一由 ，有志于改革和创造，又同样为时代所扼止。李蛰近于马基雅弗利，但是他的环境不容许他像霍布斯洛克一样，从个人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构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他察觉到自己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别人也是如此，但他不能放弃孔子所提倡的仁。这样，他只好在形而上学中找到安慰——世间的矛盾，在“道”的范畴中得到调和而且消失。这在心学中也有类似的理论，即至善则无形，至善之境就是无善无不氨

　　这样的唯心主义已经带上了神秘的色彩，很难成为分析历史现象的有效工具。而另一方面，他思想中唯物主义的部分也并不彻底。这使李蛰不可能从根本放弃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历史观，因之自相矛盾的评论随时会在他笔下出现。比如他赞成寡一妇 守节殉夫，但对卓文君的私奔，又说是‘它风求民，安可诬也”。他斥责王莽、张角，但又原谅了很多历史人物，有如五代史中的冯道。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和当时的道德规范不相符合，李蛰认为情有可原。因为，从长远来看，他们为国家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利益。这些以远见卓识指导自己行动的人物，足以称为“上人’，而李蛰自己能作出这种评论，则成了“上人”之上的“上上人”。

　　这些在理论上缺乏系统性的观点，集中在他编订的《藏书》之中。李蛰对这部书自视甚高，称之为“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过读，科场当以选士，非漫然也”，并且预言“千百世后”，此书必行。他认识到，他的观点不能见容于他所处的社会，然而这个社会需要如何改造才能承认他的观点，在书中却不着一字。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他心目中的“千百世后”，皇帝仍然出席经筵，科场仍然根据官方所接受的历史观取士，则仍为一个矫饰的社会。

　　1601年初春，芝佛院被一场人为的火灾烧得四大皆空。据说纵火者乃是当地官吏和援绅所指使的无赖。这一案情的真相始终未能水落石出，但却肯定与下面的一个重要情节有所关联。

　　李蛰在麻城的支持者梅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家族中的代表人物梅国极又正掌理西北军事。梅国侦有一个媒居的女儿梅请然曾拜李蛰为师，梅家的其他女眷也和李蛰有所接触。这种超越一习一 俗的行动，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上层社会里，自然引起了众人的侧目而视。但是李蛰对舆论不加理睬，反而毫无顾忌地对糖然和她的抽程大加称赞。他和她们往来通信，探讨学问。他著作中所提到的“据然大师”、“澄然”、“明因”、“善因菩萨”等等，就是这几位女士。他说：“梅塘然是出世丈夫，虽是女身，男子未易及之。”又说：“此间据然固奇，善一团一 、明因等又奇，真出世丈夫也。他在著作中，理直气壮地辩解自己和她们的交往完全合于利法，毫无“男女混杂”之嫌，但是又不伦不类地写下了“山居野处，鹿系犹以为姐，何况人乎”这些情。他把浩然比为观世音，并把和这几位女士谈论佛学的文稿刊刻，题为《观音问入他还有一首题“绣佛一精一舍”的诗：“闻说情然此日生，据然此日却为僧。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春绣佛灯。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衰隐知谁是?我劝世人莫很清，绣佛一精一会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着，龙女成佛今又来!”

　　写作这些诗文函件的时候，李蛰已年近七十，而且不断声称自己正直无邪，但是这些文字中所流露的挑战性，无疑为流俗和舆论所不能容忍。反对者举出十余年前李蛰那妓和出入于寡一妇 卧室的情节，证明他的行止不端具有一贯性;对这种伤风败俗的举动，圣人之徒都应该鸣鼓而攻之。

　　事情还有更为深刻和错综的内容。李蛰的这种行动，在当时的高级官僚看来，可以视为怪僻而不必和公共道德相联系。但下级地方官则不能漠然置之。因为他们负责基层的行政机构，和当地绅士密切配合，以传统思想作为社会风气的准则，教化子民。他们的考成也以此为根据。李蛰的言行既然有关风化，也就是和官僚绅士的切身利益有关。然而如果把问题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也还是皮相之谈。因为对官僚绅士自己来说，行为不检甚至涉及一婬一乱，本来是所在多有，毫不足怪。如果他们本人不事声张，旁人也可以心照不宣。李蛰究竟无邪还是有邪，可以放在一边不管，关键在于他那毫无忌惮的态度。他公然把这些可以惹是生非的情节著为文字，而且刊刻流传，这就等于对社会公开挑战，其遭到还击也为必然。而且，他的声名愈大，挑战性就愈强烈;地方官和绅士也愈不能容忍，对他进行惩罚已属责无旁贷。这些人雇佣地痞打一手焚烧芝佛院，行为可谓卑劣怯弱，但在他们自己看来，则属于卫道。

　　这次事件已经早有前兆。5年之前，即1596年，有一位姓史的道台就想驱逐李蛰。仅仅因为李蛰的朋友很多，而且大多是上层人物，这位道台才不敢造次，只是放出风声要对他依法处理。李蛰对这种恐吓置若罔闻，于是史道台又声称芝佛院的创建设有经过官方批准，理应拆毁，李蛰答辩说，芝佛院的性质属于私人佛堂，其创建“又是十方尊贵大人布施俸金，盖以供佛，为国祈福者”。答辩既合情合理，再加上知名人士从中疏通，这位道台没有再别生枝节，而李蛰则自动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离开麻城前后约计4年。他在山西访刘东星，登长城，然后买舟由大运河南返，在南京刊刻《焚书》，1600年又回到芝佛院。这次招摇的旅行使当地官外更为痛心疾首，而尤其糟糕的是，他居然在给梅情然的信上说麻城是他的葬身之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富绅们既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一把火烧了他的栖身之地。

　　事变发生以后，马经纶闻讯从通州赶来迎接李蛰北上，并且慷慨地供一应地和随从增众的生活所需，使李炎的生活得以保持原状。在通州，也经常有朋友和仲嘉者的拜访和请益，因此生活并不寂寞。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他致力于《易经》的研究。因为这部书历来被认为一精一微奥妙，在习惯上也是儒家学者一生最后的工作，其传统肇始于孔子。李蛰既已削发为僧，他已经了解到，所谓“自己”只是无数因果循环中间的一个幻影;同时，根深蒂固的儒家历史观，又使他深信天道好还，文极必开动乱之机，由乱复归于治，有待于下一代创业之君弃文就质。在1601年，李费提出这一理论，真可以说切合时宜，也可以说不幸而言中。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创立了他的八旗制度，把他所属的各部落的生产、管理、动员、作战归并为一元，改造为半现代化的军事组织。而也是仅仅两年之前，这个民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就凭这些成就，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征服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实质上是一个单纯的新生力量接替了一个“文权”的王朝。所谓“文极”，就是国家社会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超过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以致“上下否隔，中外联携”。努尔哈赤的部落文化水平低下，但同时也就在“质”上保持着纯真。舍此就波，泰否剥复，也似乎合于《易经》的原则。

　　然而在这易代的前夕，李蛰又如何为自己打算呢?即使其对李蛰还不是古稀的高龄，他也用不着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问题已经为利科绘事中张问达所解决。张问达递上了一本赛疏，参劾李蛰邪说惑众，罪大恶极。其罗织的罪状，有的属于事实，有的出于风传，有的有李蛰的著作可以作证，有的则纯出于想当然。其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一段话是：“尤可根者，寄居麻城，律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一女白昼同浴，勾一引 土人一妻 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装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土人一妻 女也。”接着，给事中提醒万历皇帝，这种使人放荡的邪说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一兽 而不足恤。”此外，由于李蛰妄言欺世，以致佛教流传，儒学被排挤，其情已形极为可怕：“选来缓绅大夫，亦有学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而最为现实的危险，还是在于李蛰已经“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

　　皇帝看罢奏流之后批示：李蛰应由锦衣卫捉拿治罪，他的著作应一律销毁。

　　在多数文官看来，李蛰自然是罪有应得，然而又不免暗中别扭。本朝以儒学治天下，排斥异端固然是应有的宗旨，但这一宗旨并没有经常地付诸实施。李蛰被捕之日，天主教传教土、意大利人利玛窦(此人和李蛰也有交往)早已在朝廷中活动，以后他还要继续传教，使一些大学上尚书乃至皇帝的妃嫔成为上帝的信徒。而万历皇帝和母亲想圣太后则对佛教感觉兴趣。虽说在1587年曾经因为利部的奏请，皇帝下令禁止士人在科举考试的试卷中引用怫经，但是在1599年，即李蛰被捕前3年，他却告诉文渊阁的各位大学土，他正在一精一研‘位藏”和“佛藏”。这还有行动可以作为证明：皇帝经常对京城内外的佛寺捐款施舍，又屡次派出宦官到各处名山巨刹进香求福，而好几次大赦的诏书中，更充满了佛家慈悲为本的语气。所以，要把提倡异端的罪魁祸首加之于李蛰，毕竟不能算做理直气壮。

　　但是另一方面，李蛰之所以罪有应得，则在于张问达的奏流具有煽动的力量，而他使用的‘罗织”方法，也把一些单独看来不成其为罪状的过失贯穿一气，使人觉得头头是道。何况把可能的后果作为现实的罪行，也是本朝司法中由来已久的习惯。而全部问题，说到底，还在于它牵涉到了道德的根本。

　　从各种有关的文字记载来看，李蛰在监狱里没有受到折磨，照样能读书写字。审讯完毕以后，镇抚司建议不必判处重刑，只需要押解回淹了事。根据成例，这种处罚实际上就是假释，犯人应当终身受到地方官的监视。但不知何故，这项建议送达御前，皇帝却久久不作批示。

　　一天，李蛰要侍者为他剃头。乘侍者离开的间隙，他用剃刀自机但是一时并没有断气。侍者看到他鲜血淋漓，还和李蛰作了一次简单的对话。当时李蛰已不能出声，他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写字作了回答：

　　问：“和尚痛否?”

　　答：‘不痛。”

　　问：“和尚何自割?”

　　答：“七十老翁何所药”!

　　据说，袁中道的记载，在自刎两天以后，李蛰才脱离苦海。然而东厂锦衣卫写给皇帝的报告，则称李蛰“不食而死”。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李蛰的不幸，在于他活的时间太长。如果他在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在他剃度为僧的前一年离开人世，四百年以后，很少再会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姚安知府名叫李蛰，一名李载蛰，字宏父，号卓吾，别号百泉居上，又被人尊称为李一温一 陵者其事其人。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在自身则可以省却了多少苦恼。李蛰生命中的最后两天，是在和创伤血污的挣扎中度过的。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他15年余生的一个缩影。他挣扎，奋斗，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成果。虽然他的《焚书》和《藏书》一印再印，然而作者意在把这些书作为经筵的讲章，取土的标准，则无疑是一个永远的幻梦。

　　我们再三考虑，则又觉得当日李蛰的不幸，又未必不是今天研究者的幸运。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详尽的记录，使我们有机会充分地了解当时思想界的苦闷。没有这些著作，我们无法揣测这苦闷的深度。此外，孔孟思想的影响，朱高和王一陽一明的是非长短，由于李蛰的剖析争辩而更加明显;即使是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和戚继光，他们的生活和理想，也因为有李蛰的著作，使我们得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的机会。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一精一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一裁 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一习一 于苟安，文盲的廉洁奉公或者贪一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附录一

　　(万历皇帝于1590年8月25日与申时行等召对纪录。全文照《神宗实录》卷225Mf印。)

　　是日，上御门毕，召辅臣时行等见于皇极门接阁。上出陕西巡抚赵可怀奏报虏骑本手接时行日：“朕近览陕西总督抚梅友松等所奏。说虏王引兵过河，侵犯内地，这事情如何?对行等改“近日优州失事，杀将报军，臣等正切忧虑，伏蒙圣问，臣等敢以略节具陈：沈河边外，都是番族。番族有两样。中条纳马的是熟番，其余的是生番。光年虏骑不到，只是防备番贼，所以武备单虚，仓泞不能堵遏。如今虏骑过河，是被火落赤勾一引 ，多为抢番，又恐中国救护，放声言内犯。然虏骑狡诈，不可不防。”上日：“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祖宗开拓的封疆。督抚官奉有敕书，受朝廷委托，平日所于何事?既不能预先防范，到虏骑过河，才来秦报。可见军备废弛。是祖对各边失事，督抚官都拿来重处。朝廷自有法度。”对行等对：“是上责备督抚不能修举过务，仰见圣明英断，边臣亦当心服。如今正要责成他选将练兵，及时整理。”上回：“近时督抚等官平日把将官凌虐牵制，不得展市，有事却才用他。且如各边，但有功劳，督抚有升有赏，认做己功。及失事便推与将官，虚文搪塞。”时行等对;“各边文武将束，各有职掌，如总督巡抚，只是督率调度。若临战阵定用武官，自总兵以下，有副总兵、有参将、游击、守备各分信地，如有失事，自当论罪。”上回：“古文臣如杜预，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诸葛亮纶巾羽扇，都能将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时行等对：“此两名臣古来绝少，人才难得。臣等即当传与兵部，转谕督抚话是，尽心经理，以料皇上宵吁之忧。”上日：“将官必要谋勇兼全，曾经战阵方好。”时行等对：“将材难得。自款贡以来，边将经战者亦少。”上回：“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是不善用之，虽有关张之勇，亦不济事。”时行等对：“近日科道建言，要推举将材，臣等曾语兵部，及早题复。今九卿科道会同推举。”上回：“前日有御史荐两将官。”时行等对：“所荐将官一是王化熙，曾提督巡捕，臣等亲见，亦是中才，只宜腹里总兵。一是尹秉衡，曾称良将，今老矣。”上回：“不论年老。赵充国岂非老将?只要有谋。”时行等对：“将在谋不在勇。圣见高明，非臣等所及。”上又回：“朕在九重之内，边事不能悉知。卿等为朕股股，宜用心分理。如今边各废弛，不止陕西。或差有风力的科道或九卿大臣前去。如军伍有该补足，钱粮有该设处着—一整顿。书云：事事有备无患。须趁如今收舍，往后太坏愈难。”时行等对：‘当初许虏款贡，原为内修守备，外示羁康。只为人情偷安，日渐废弛。所以三年阅视，或差科臣，或差彼处巡按御史。”上日：“三年阅视是常差。如今要特差。”时行等对：“臣等在阁中商议，要推大臣一员前去经略，且重其事权，使各边声势联络，庶便行事。容臣等撰拟传帖恭请圣裁。”上日：“还拟两人来行。”已复言款有事。上称：“皇考圣断者再。”时行等言：“自俺答献逆求封，赖皇考神漠独断，许通款贡，已二十年，各边保全生灵何止百万。”上回：“款贡亦不可久传。来事可鉴。”时行等对：“我朝与宋事不同。宋时中国弱，夷狄强，原是敌国。今北虏称臣纳款，中国之体自尊，但不可因而忘备耳。”上日：“虽是不同，然亦不可媚虏。虏心骄意大，岂有厌足?须自家修整武备，保守封疆。”时行等对：“今日边事既未可轻于决战，又不可步于主抚。只是保守封疆、据险守隘、坚壁清野、使虏不得律掠，乃是万全之策。皇上庙漠弘远，边臣庶有所持循。至于失事有大小，清事有轻重。若失事本小而论罪过罪，则边臣观望退缩。虏骑反得挟以为重。又非所以激励人心。自今尤望皇上宽文法核功服”上日：“如今失事却也不轻。’对行等球“圣思从宽处分，容臣传示边臣，使感恩图机”上复问次辅病安否何如。时行等对：“臣锡爵实病，屡疏求去，情非得已。”上日：“如今有事时正宜竭忠赞襄，如何要去?”时行等对：“皇上注念锡爵是优厚辅臣至愈，臣等亦知感激。但锡爵病势果系缠一绵 。臣等亲至其卧内，见其形体赢瘦，神思愁苦，亦不能强留。”上日;“着从容调理，痊可即出。”时行等唯唯。因叩头奏;“臣等半月不睹天颜，今日视朝，仰知圣体万安，不胜欣慰。”上日：“朕尚头眩臂痛，步履不便。今日特为边事，出与卿等商议。”时行等叩头奏：“伏望皇上万分宝或”上又回：“闻山西五台一路多有矿贼，啸聚劫掠，地方官如何隐匿不报?”时行等奏：“近闻河南嵩县等处，策有矿贼，巡抚官发兵驱逐，业已解散。”上日：“是山西地方五台，因释氏故知之。”上恐时行等课以为失事也。复日：“释氏是佛家，曾遣人进香环。”时行等对：“地方既有盗贼啸聚，地方官隐匿不报，其罪不止流玩而已。”

　　附录二

　　(万历皇帝于1590年2月5日与申时行等召对纪录。全文照《神宗实录》卷219排印。)

　　上御流德宫，召辅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入见于西室。御榻东向，时行等西向跪，致词贺元旦新春。又以不瞻睹无颜，叩头候起居。

　　上日：“朕之疾已病矣。’对行等对日：“皇上春秋鼎盛，神气充盈，但能加意调摄，自然勿药有喜，不必过虑。”上日：“朕昨年为心肝二经之火，时常举发，头目眩晕，胃隔胀满，近调理稍叱又为雄于仁奏本，肆口妄言，触起朕怒，以致肝火复发，至今未愈。”时行等奏：“圣躬关系最重，无知小臣狂朝轻率，不足以动圣意。”上以滩于仁本手授申时行云：“先生每看这本，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一评。”时行方展疏，未及对。上遭云：“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一宠一 贵妃郑氏。联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官，他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如恭妃王氏，他有长子，联着他调护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尝有偏?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待宜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先生每将这本去票拟重处!”时行等对日：“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轻率读奏。”上日：“他还是出位沽名!”时行等对日：“他既沽名，皇上若重处之，适成其名，反损皇上圣德。唯宽容不较，乃见圣德之盛。”复以其疏缴置御前。上沉吟答日：“这也说的是。到不事损了朕德，却损了朕度。”时行等对日：“圣上圣度如天地，何所不容。”上复取其流再授时行，使详阅之。时行稍阅大意。上连语日：“联气他不过，必须重处!”时行云：“此本原是轻信讹传，若票拟处分，传之四方，反以为实。臣等愚见，皇上宜照旧留中为是。容臣等载之史书，传之万世。使万世领皇上为尧舜之君。’复以其流送御前。上复云：“如何设法处他?”时行等云：“此本既不可发出，亦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育。臣等传语本寺堂官，使之去任可也。”上首肯，天颜稍和：“因先生每是亲近之臣。朕有举动，先生每还知道些。安有是事片时行对日：“九重深送，它闹秘密。臣等也不能详知。何况疏远小臣。”上日：“人臣事君，该知道理。如今没个尊卑上下，信口胡说。先年御史一党一 杰，也曾奚落我。我也容了。如今雄于仁亦然。因不曾惩创，所以如此。”时行等日：“人臣进言，虽出忠爱，然须从容和婉。臣等常时推事体不得不言者，方敢陈奏。臣等岂敢不与皇上同心?如此小臣，臣等亦岂敢回护?只是以圣德圣躬为重。”上回：“先生每尚知尊卑上下。他每小臣却这等放肆。近来只见议论纷纷，以正为邪，以邪为正。一本论的还未及览，又有一本辩的，使联应接不暇。朕如今张灯后看字，不甚分明。如何能—一遍览?这等殊不成个朝纲!先生每为朕股肽，也要做个主张。”时行等对日：“臣等才薄望轻。因鉴人前覆辙，一应事体，上则禀皇上之独断，下则付外廷之公论。所以不敢擅自主张。”上日：“不然。朕就是心，先生每是股航心非股肽，安能运动?朕既委任先生每，有何畏避?还要替朕主张，任劳任怨，不要推倭!”时行等叩头谢日：“皇上以腹心股肽，优待臣等。臣等敢不尽心图报?任劳任怨四字，臣等当书之座右，朝夕眼膺。”语毕时行复进日：“皇上近来进药否介上日：“日每进药二次。”时行等云：“皇上须慎重拣选良药。”上日：“医书朕也常看，脉理朕都知道。”时行等云：“皇上宜以保养圣躬为重，清心寡欲，戒怒平情，圣体自然康豫矣。”时行等又云：“臣等久不瞻睹天颜。今日幸蒙宣召，刍美之见，敢不—一倾吐?近来是上朝讲稀疏，外廷日切悬望。今圣体常欲静摄，臣等亦不敢数数烦劳起居。但一月之间，或三四次，间一临朝，亦足以慰群情之瞻仰。”上日：“朕疾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把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思，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走不便。’对行等又云：‘粉立东宫，系宗社火计，望皇上早定。”上日：‘朕知之。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郑妃再三陈请，恐外间有疑，但长子犹弱，欲俟其壮健使出就外才放心。”时行等又云：“皇长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阁读书。”上日：“人资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来自然聪明。安能一一教训广时行等对日：“资禀赋于天，学问成于人，虽有睿哲之资，未有不教而能成者，须及时豫教，乃能成德。”上日：“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阁去罢。”仍命各赐酒饭。时行等叩头谢，遂出去宫门数千武。上复命司礼监内臣追止之。云：“且少俟。皇上已令人宣长哥来着先生每一见。”时行等复还至宫门内，立待良久。上令内臣观视申阁老等。闻召长哥亦喜否?时行等语内臣云：“我等得见睿容，便如睹景星庆云。真是不胜之喜。”内臣人奏，上微晒颔之。有顷上命司礼监二太监谓时行等：“可唤张鲸来，先生每责训他。”时行等云：“张鲸乃左右近臣。皇上既已责训，何须臣等广司礼监入秦。上复令传谕云：“此朕命，不可不见”有顷张鲸至。向上跪。时行等传上意云：“尔受上厚恩，宜尽心国报，奉公守法。”鲸自称：“以多言得罪。”时行等云：“臣事君犹子事父。子不可不孝，臣不可不忠。”鲸呼万岁者三，乃退。司利入奏。上日：“这才是不辱君命。”久之，司礼监太监传言：“皇长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能离乳保。遂复引入西室，至御榻前。则呈长子在榻右，上手携之。皇三子旁立，一乳母拥其后。时行等既见，因贺上云：“皇长子龙姿凤目，歧家非凡。仰见皇上昌后之六，齐天之福!”上欣然回：“此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朕何敢当?”时行等奏：“呈长子春秋渐长，正当读书进学。”上日：“已令内侍授书诵读矣。”时行云：“皇上正位东宫时年方九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矣。”上日：“朕五岁即能读书。”复指皇三子：“是儿亦五岁尚不能离乳母，且数病。”时行等稍前熟视皇长子。上手引皇长子，向明正立。时行等注视良久。因奏云：“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愿皇上早定大计，宗社幸甚!”乃叩头出，随具疏谢。是日时行等以传免朝贺，特诣会极门行礼。忽闻宣召，急趋而入，历禁门数重，乃至破德宫。从来阁臣召见未有至此者，且无语谆复，圣容和啤，蔼然如家人父子，累朝以来所未有也。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为《15A Year of No Sign-cance》法文版为《15，Le D6clin de La Dynastle desMing》。此外，尚有德文版、日文版及中文繁体字版，均筹备已久，都可望于今年夏秋间成书。

　　此书初稿完成于1976年夏季，仍在“四人帮”执政时代，当然不能盼望在中国出版。即使是英文版，也经过无数挫折。美国出版界，对商业性和学术性的分野极为严格。商业性的出版，以电视及广告作开路先锋，以短期大量行销，迅速结束为原则，否则书籍堆积于库房，妨碍资金的流通，迟滞今后业务。学术界的出版，由各大学的出版社负责，对经济方面的顾虑比较达观，可是又要顾虑学校的信誉与地位。况且美国之研究汉学，也有他们独到的地方。一般风格，注重分析，不注重综合。各大学执教的，都是专家，因为他们分工详尽，所以培养了无数青年学者，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对望远镜的观点，倒很少人注意;而且对学术的名目及形式，非常尊重。《万历十五年》波各方面讲，都在两者之间。所以商业性质的书局说，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虽有一定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蛰，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所以兹后于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见，答应出版。北京中华书局在“四人帮”虽倒而国内情况仍在青黄不接的期间接受中文版，都要有相当的识见与度量，值得作者钦仰。

　　现在《万历十五年》既有这样多的版本，英文本又在美国若干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已出三版，并且经过当代文坛巨子欧蒲台(John Updike)在著名杂志上作文推荐。中文本初版近3万册，也已售罂，并且准备再版，而且出一精一装本。这都是使作者感奋的事。

　　但是这本书仍只代表作者一部分意见，不是全部历史的观点。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及：此书“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很显然，《万历十五年》虽有这样积极的表示，书中所写仍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即欧蒲台的书评，也觉得指斥中国不好的地方，应和指斥西方和美国不好的地方相提并论。而且中文版的读者，还看不到的则是英法文版有富路特(Dr.L.Carrin.gton Goodrich)先生作序。此公现年加岁，其父母在中国传教，葬在通州。他自己曾在中国青年会工作，注重提倡儿童体育，又在第一次大战时，领导中国在法的劳工。后来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去年尚与其夫人打网球。其胸襟开阔，当代少有。他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认为目前的堰表，忽视中国伟大的地方。《万历十五年》英文本《自序》有下面一段：

　　Historians may re-examine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warnings for the futur民but at thesame time caution their readers to preserve what Is ofvalue Presumably，for China the experiences of both Eastand West must be drawn upon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historian lay everything on the table.法文则称：

　　Les hlstorlens peuvent soumettre ies erreurs dw passeun nouvel examen dansl’espolr d’y trouver desa一vertls-sements pourl’a一venlr，inals ifs peuvent en m me tempsrecommander a leurs lecteurs de conserver ce qui a de la一valeur.La Chlne a sans doute beaucoup tirer desexp rlences del’Orient coil：11：Tle del’Occident.11est es-sentlel quel’hlstorlen ne cache rlen de ce qu’11salt.

　　译为中文则为：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需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因之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

　　序内又说明：“检察中国的官僚制度，不是否认中国全部文化。”可见作者、序者、书评都表示谈论有不尽的地方，应留作日后交代。可是一本书，到底也有它的范围。况且《万历十五年》的初步立意，至今十年，世界局势已有相当变化。也就是我们在写作历史及欣赏历史的时候，身处其境的历史事物，也有了更动。十年以前尚不能全盘托出的资料，而令则能。有了这种机缘，作者才能不顾忌讳，更不拘形式地与编者及读者作漫谈。

　　《万历十五年》中文本作者姓名前，有一[美]字，表示我现在为美国公民。这在表彰事实之余，也很符合目前需要。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范起是非的题目。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谓“自一由 ”及“民一主 ”，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造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一主 ，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一主 相同，而法国的自一由 也和美国的自一由 有差别。现在我虽作这种论调，仍是个人见解，不足代表美国时下的趋向。以这种见解看中国，更要胸襟开阔才能容纳。所以我一方面坚信美国立国精神有伟大的正义感，只待将两者之间的差别解释明白，很多谈会即会冰释。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表文章，尤其要强调道德非万能。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人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容我渐次论及。

　　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效一逼一，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战第二年，即辍学从军。所从的乃是国民一党一 办的成都军校，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也目击社孝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我自己没有卷入内战，实系侥幸。乃一团一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人陆军参谋大学。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一团一 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可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代又认识了当口很多左倾名流，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寿昌，在我则为田伯伯。他曾告诉我年轻时无数吃苦奋斗的经过。他的长子田海男，在我则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师服务，也同去过日军占领的越北作过斥候，也同在驻印军工作。我也和他有过一度的竞争，所争的不是一党一 派问题，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线作观察员的机会。事载1944年6 月12日重庆《大公报》人也真料不到，他抗战一结束，即自动加入人民解放军，对装甲兵及炮兵的训练作过实质上的贡献，又去过朝鲜前线。而当日同我们一同起居办报的廖沫按兄，则为日后三家村硕果仅存的元老。在武汉时代范长一江一 见则是无一党一 无派，任《大公报》记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时从军，部队被打散。他曾亲自告诉我，一时贫病一交一 迫，跳水自一杀，被救后改名长一江一 。曾几何时，他又做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以后在文革期间，在确山身故。这些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

　　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观点雷同。况且二次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践作小工。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这还不过是初步。以后更结识了诸多的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