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的踪迹 万历野获编倭寇兴灭的细节
近来聊起中日关系颇多，前不久又补了所谓文人气质浓厚的新派武侠电影《倭寇的踪迹》，心随笔动，索性开文聊聊倭寇。
(一)有顾虑的倭寇史观
对明史略微熟悉的人而言，“北虏南倭”是对明代中国遭遇边患情况的一种概括性表述。北虏比较好理解，从明初的北元残余，到明中期分裂坐大的瓦剌、鞑靼诸部，再到晚明兴于辽东的建州女真，这些盘踞在北中国、占据广袤土地的少数民族政权，是传统中原汉族王朝的老问题。运往长城用以加固墙基的糯米浆越来越多，朝廷则被折磨得日渐穷蹙。“老问题”们毕竟有章法，掠地劫财，窥伺中原，他们还是按套路出牌。但南边的倭寇则更像是一笔无厘头的糊涂账。
许多人津津乐道这些参与历史进程的传奇人物，敌方有平户藩的松浦隆信(まつら たかのぶ)、“徽王”王直、“开台王”颜思齐、“尼古拉”郑芝龙(没错，郑成功他爹)等，我方有胡宗宪、朱纨、戚继光、俞大猷等。但他们影响貌似巨大，却来得突然，消失得也突然。无论敌我双方，才以绚烂的乱世枭雄开篇，却马上以惨淡的悲剧人生收尾，我们甚至很难从话本小说兴盛的明代找到关于倭寇演义一类的的集中记载。
我约略查了下，文学史研究中有一组比较有意思的数据，明代小说主要涉及抗击倭寇的故事只有成书于万历年间的一篇《胡少保平倭战功》，其余总共可查的五则小故事仅作为故事背景提及，并没有专门对平倭事迹的演义小说。
这未免有些不近情理。
成书于泰昌天启间的《喻世明言》卷十八有一段 “杨八老越国奇逢”的故事。说的是陕西商人杨复在福建经商被倭寇劫去了19年，又被充做倭人胁迫参与劫掠，终于和家人团聚的故事。但小说有意强调是元朝故事。黄仁宇在《从<三言>看晚明商人》中断言：“将嘉靖间倭寇事迹，讳称元代，显系避免评议当日政府。”
于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就出来了：他们是谁，打哪儿来，来干嘛?这事儿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讳言?这些简单的问题折腾了历史学家为之展开了近四百年喋喋不休的争论。
关于明朝倭寇的问题从明初争论到明末，又在消停了两百多年后，从1911年再度进入历史学家视野，至九一八及抗战前后又反复宣贯，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的主流倭寇史观——倭寇侵略是日本国策划的对明帝国的侵略性战争，贯穿明朝始终，且明帝国之虚弱助长了日本的侵略。先按下急于驳斥的心情，在“对日民族哀伤情绪总爆发”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估计没有人敢抛出异样的观点。解放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一股对日缓和的论调又浮出水面，历史学界的“拨乱反正”，让部分学者掀起了对《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倭寇”条的深刻批判。这个辞条是这么写的：“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明史学者樊树志就不止一次对此予以批判：“这个结论是很成问题的。也难怪这个条目的撰写者，它其实是以往历史学界流行的观点。但是这种历史认识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史学自身的发展了。”
赘言如斯，无非证明一条：中国历史研究多少带有实用主义倾向，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在倭寇研究中也难以免俗。去历史原发点越近的记录带有隐晦性，而越远的记录则带有倾向性。
于是，我试图去寻找那么一段“不远不近”的记录，这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抛开当时的、现实的一些政治顾虑，来清晰地追寻“倭寇的踪迹”。
成书于万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的《万历野获编》中的一段记录，进入了我的视野。
(二)一段“不远不近”的记录
《万历野获编》的编纂时间距离戚俞联军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联手剿灭最后一支粤澳倭寇约过了半个世纪。作者沈德符出生仕宦之家，随父寓邸京师期间也多结交中官勋戚，典故遗闻多所记录，典章制度亦详加检点，之后因功名无望而返乡著述。因此个中史料也历来为历史学家所看重。值得一提的是，沈德符家乡正是倭迹频仍的浙江嘉兴。
这段记录来自《万历野获编》卷十二·户部目·海上市舶司条：
太祖初定天下，于直隶太仓州黄渡镇，设市舶司，司有提举一人、副提举二人，其属吏目二人、驿丞一人。后以海夷狡诈无常，迫近京师，或行窥伺，遂罢不设。洪武七年，又设于浙江之宁波府、广东之广州府，其体制一同太仓。其后宁波寻废，今止广州一司存耳。盖以宁波亦近畿甸，为奸民防也。按市易之制，从古有之，而宋之南渡，其利尤溥。自和好后，与金国博易，三处榷场，其岁入百余万缗，所输北朝金缯，尚不及其半。每岁终，竟于盱眙岁币库搬取，不关朝廷。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如嘉靖间，闽浙遭倭祸，皆起于豪右之潜通岛夷：始不过贸易牟利耳;继而强夺其宝货，靳不与直，以故迹愤称兵。抚臣朱纨谈之详矣。今广东市舶，公家尚收其羡以助饷。若闽中海禁日严，而滨海势豪，全以通番致素封。频年闽南士大夫，亦有两种议论：福兴二府主绝，漳泉二府主通，各不相下。则何如官为之市，情法可并行也。况官名市舶，明示以华夷舟楫，俱得住泊，何得宽于广而严于闽乎?况迩年倭侵高丽，亦何曾问闽广海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