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汪曾祺爱水，他的文字去净了“火气”

　　▲汪曾祺不仅是优秀的小说散文家，也是难得的剧作家、文艺理论家、国画家。

　　编者的话：日前，精选汪曾祺作品的“汪曾祺小全集”再版推出了《在西南联大》《邂逅》，由汪曾祺女儿审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撰文导读，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经出版方授权，文汇节选转载了曹文轩的导读文章，他如何看待汪曾祺的美学风格?“水性的文字”何以令他着迷?

　　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在西南联大读过书，1949年以前就写过《复仇》《鸡鸭名家》等很别致的小说。1949年以后主要精力投放在戏剧创作上，是京剧《芦荡火种》的执笔人。这个剧后来成为样板戏之一的《沙家浜》。

　　他重新写小说，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作品发表后，有见识的读者和评论者，都有一种惊奇，觉得总在作深沉、痛苦状的文坛忽地有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风气。但却因他的作品一般都远离现实生活，又无重大、敏感的主题，并未立即产生大的轰动，倒显得有点过于平静。他是越到后来越引起注意的。当那些名噪一时的作家和红极一时的作品失去初时的魅力与轰动效应而渐归沉寂时，他与他的作品反而凸现出来。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

　　汪式“风俗画”

　　汪曾祺基本上属于一个地域性作家。他把绝大部分篇幅交给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江苏高邮地区一方土地。当许多年轻作家拜倒在现代观念的脚下、想方设法寻找现代人的感觉、竭力在作品中制造现代氛围时，汪曾祺的作品却倒行逆施，追忆着过去，追忆着传统，追忆着原初，给人们酿出的是一股温馨的古风。

　　古风之生成，与风俗画有关。他对风俗画的追求是刻意的。

　　追溯到现代文学史，在小说中对风俗画的描绘始于鲁迅先生(如《祝福》、《社戏》、《孔乙己》等)，沈从文的《边城》则是风俗画的一个高峰。这条线索，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断了。因为，这种美学情趣，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又由汪曾祺将这条线索联结了起来。

　　▲汪曾祺画作。

　　这里不去引用《受戒》的文字，因为，在我看来，整篇《受戒》都是风俗画。我们从他的《异秉》引用一段：

　　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到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的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清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猪头肉则分门别类的卖，拱嘴、耳朵、脸子，——脸子有个专用名词，叫“大肥”。要什么，切什么。到了点灯以后，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只见他拿了刀不停地切，一面还忙着收钱，包油炸的、盐炒的豌豆、瓜子，很少有歇一歇的时候、一直忙到九点多钟，在他的两盏高罩的煤油灯里煤油已经点去了一多半，装熏烧的盘子和装豌豆的匣子都已经见了底的时候，他媳妇给他送饭来了，他才用热水擦一把脸，吃晚饭。吃完晚饭，总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生意，他不忙收摊子，他端了一杯热茶，坐到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听人聊天，一面拿眼睛瞟着他的摊子，见有人走来，就起身切一盘，包两包。

　　婚丧礼仪、居所陈设、饮食服饰等等民俗现象，在汪曾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当然，又绝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文学毕竟不是民俗学。在他的作品中，这些土风习俗、陈年遗风，或是用于人物出场前的铺垫，或是用于故事的发展，或是用于整个作品情调的渲染。都有一定的用场。如此喜好，也许与他的老师沈从文有关。沈的作品，风俗画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元素。这些淳朴的风俗画构成了沈与汪的文学世界。汪曾祺要让人们看到他的“清明上河图”，看到种种特殊品格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