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信访制度会逐渐失效? 信访制度的历史沿革视角的考察

　　1.行政系统内部是严格的科层关系，上级能够管制下级行政的“不当行为”。科层制下即便是高层政治同样存在的竞争也会产生“告御状”的事件。如清代慈禧太后为了打压政治影响力日渐扩大的浙江官场，专门指示查办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2.行政级别更高政府成员的偏好不同于喜欢“捂盖子”的下级，对于上访者的利益诉求有直接的响应动机，也即“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我看来，目前这两个假设在现实中多少均出现了问题。这两条的失效，既可以联系到信访功能由少数领导干部转移至专职官员，信访干部在面临科层制的考核时存在被动的避让现象;也可以指向另一个问题，即行政系统内部是否是一个严格的科层体系。

　　现实是，行政系统的上下层级之间不仅是匿名的“指示-命令”关系，而是多少带有非匿名色彩的统属关系。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方式，官员的行为形成了自发的自治关系;但在另外一方面，不同统属系统之间也会形成一定的社会距离。即除非问题到达了一定的严重程度，否则官员内部的自治不会受到其他系统的干涉。此时，能看到的现象就是，几乎所有为北京信访局接受的信访事件，均原封转给具体的当事人要求解决，事件往往不了了之。

　　况且，具体执行人员的“犯规”行为很可能不是其自己决策的结果，而本身就需要在提交建议之后获得上一级的认可或授权。一旦真刀真枪追查违规行为，往往也就是“拔起萝卜带出泥”，会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反而阻碍了问题的解决。再加上政府在此阶段的社会参与，本身就是介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鼠首两端，天然就存在大量灰色的，并非非黑即白的行动。也即是说，靠单个系统内部的高层成员“不捂盖子”去解决问题，多少有那么点不现实了。(不明白的去看看前任大司寇的故事)

　　就比如去年宁波反对PX的街头政治活动。其最早的发轫，其实是居住在PX项目拆迁红线之外约百米(具体报道戳这里)的一个自然村的村民希望也被纳入拆迁范围，获得安置房和其他补偿等利益。在他们被拒绝之后，又遭遇上访无果，村民转而选择动员街头抗议。

　　最终，谣言四起的街头抗议活动本身就成为了一项社会抗议。

　　但转回到事件之初，是否应该满足这些村民的利益诉求?接待信访的工作人员或领导是否应该满足这样的要求?这些要求本身是合理的么?如果信访人员答应了这个条件，他又怎么去说服企业支付这笔拆迁费用呢?可以看到的是，科层化的官僚系统触发了自身的低效率，最终使得问题无法在利益权衡的框架内解决。

　　小结：信访制度，何去何从?

　　作为毛时代的政治遗产，信访制度在初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使得许多民众对于信访制度的有效性都充满了希望。但在现实的“无情打击”之下，这些习惯了“泛政治化”处理问题的访民转而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其根源仍是利益调和能力出了问题。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曾言：“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 friend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国家无永久之朋友，只有永久之利益。)但正是重实利而轻名义的功利主义哲学，使得政治的过程内部就可以完成对于利益的调整和平衡，政治无需再延伸到激进的街头政治形态就可完成。当然，不是说他们一定没有问题，出个激进主义者乱来谁也免不了。

　　但当下的信访制度作为天生就为了“泛政治化”而出现的制度安排，在运行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难题，又因为“泛政治化”使得问题更为复杂。读者当然可以认为目前主张大幅简化行政诉讼法，将“民告官”至于司法过程而非“泛政治化”过程的努力是一个方向。但要知道，许多访民就是在司法过程“莫名其妙”失败之后才选择上访。虽然不排除所谓的“职业访民”的存在，又有谁敢保证其中就一定没有冤假错案呢?

　　如果仅仅因为这块无效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就将之束之高阁，不能畅通民间自发的反腐行动的话，当下的“整顿干部作风”行动多少令人疑虑是否会后继无力。

　　说句稍显题外的话，无论是被拿下的薄督还是最近栽了跟头的前任大司寇，一直有人不懈地上访举报。如果当时就能约束甚至制裁这些行为，又何必等到尾大不掉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