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与周汝昌谁的红学成就高

　　当然是周汝昌，冯其庸根本算不上是周汝昌的对手，只是搞些政治手腕而已，而周汝昌才是红学集大成者，胡适开辟新红学，而真正有成就的还是周汝昌。冯其庸没什么贡献。

　　两位都是红学界的泰斗，红学成就的高低不具有可比性，纠正一下，周汝昌先生于2012年仙逝,俞平伯会长至今仍在为红学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一场红楼外的公案：冯其庸、周汝昌之争

　　在新世纪的第十七个年头，两位因学术分歧而成陌路的老人俱已作了古人。但有关《红楼梦》的争论一定会继续下去，正如冯其庸在一次采访中说道的：“《红楼梦》本身不可能有危机。”

　　冯其庸先生去世了。

　　五年前的2012年，与冯并为红学双璧的周汝昌先生就已仙游。两人因《红楼梦》而产生的交往及其后因学术歧见导致的交恶，乃至于老死不相往来，不可避免地重新成为文化看客们唏嘘的话题。

　　严格来说，与1940年代即已对《红楼梦》颇下功夫的周汝昌相比，冯其庸进入“红学”的时间要晚得多。但这并不妨碍两人在1970年代以后，分别成为这门当代显学的两座高山。

　　《红楼梦》受到学人重视，发端于同治、光绪之际，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胡适、俞平伯等用现代考证方法革新《红楼梦》研究，将考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摒除了流行已久的针对小说情节近乎猜测的“索隐派”(当时的代表人物为蔡元培)，称为“新红学”。

　　年轻的周汝昌因在1953年发表《红楼梦新证》，且被胡适视为弟子，顺理成章成为新红学的第二代传人。但就在1954年，手举马列主义的学界新锐李希凡向“新红学”发难，称“‘新红学’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士大夫阶级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混血儿，是反动的实验主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并将矛头直指留在中国内地的俞平伯，这一举动甚至得到了毛泽东的直接支持。

　　“批红”的行为被延续到了20年后。1973年，冯其庸主笔撰写了《〈红楼梦〉是部写阶级斗争的书》并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两年后，冯其庸成为《红楼梦》校订组副组长。

　　冯其庸后来说，他真正意义上对《红楼梦》展开研究，也正是起源于这一年。

　　冯其庸出生在1924年，18岁时进入无锡工业专科学校。几年后，他进入无锡国专接受国学教育，并在当地女中担任教师。1954年，冯其庸被调往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文学史课讲师，在人大期间，冯其庸自己编写教学材料，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中国文学史》讲义，手稿约70万字。

　　大学的授课工作在1966年戛然而止，这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冯其庸成为首批被批斗的对象，经历了三次抄家后，他收藏的影印本《庚辰本石头记》被造反派拿走，作为“黄书”展示。那时的冯其庸对《红楼梦》并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但作为文史学者，他十分清楚《红楼梦》的早期抄本有多么珍贵。

　　《红楼梦》一书的清代钞本分为庚辰本、甲戌本、己卯本等十几种，庚辰本的得名来自其书第五至第八册书名下注有“庚辰秋月定本”。这个版本年代较早，文字保留完整，甚至包含曹雪芹原著及脂砚斋批语2000多条。

　　出于对这场前所未见的浩劫的恐惧，冯其庸决心再手抄一部庚辰本，此后，他托好友借到一套《庚辰本石头记》，每日深夜以原著格式进行誊写，并随时在装订线外记下当日心得与见闻。7个月后，在用坏了一堆小楷狼毫笔后，冯其庸终于完成了这次誊抄工作。

　　事后来看，庚辰本《红楼梦》并未因这场政治运动而遭到灭绝，但冯其庸凭借对这部作品的誊抄工作，对这部清人著作产生了超乎常人的认识与热情。

　　1974年下旬，冯其庸的好友、诗人袁水拍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冯其庸向其建议着手校订《红楼梦》。第二年，《红楼梦》校订组成立，冯其庸被借调出中国人民大学，在校订组一待就是7年。

　　在校订工作开展之初，校订组需要选择底本。冯其庸力排众议，决意选择他认为最为可靠的庚辰本。时逢1976年，“四人帮”垮台，校订组成员纷纷投身到揭批“四人帮”活动中，学术工作被一度搁置。冯其庸利用这段时间写下了十万字的《论庚辰本》，回应身边对于底本选择的质疑。1982年，校订工作全部完成，冯其庸推出了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最新版《红楼梦》，并大有将其视为唯一权威版本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