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与周汝昌谁的红学成就高

　　这使得另一位红学研究者周汝昌编纂新版《红楼梦》的工作陷入困境。周汝昌多年来致力于整合《红楼梦》的所有版本，并在其中寻找出最符合曹雪芹原意的文本。显然，他对庚辰本的权威并不认同。但在1980年代，冯其庸对《红楼梦》的诠释在主流市场上占据着巨大影响力，周汝昌感到寸步难行。

　　变化来临得很快，1983年，传来了中央电视台筹拍《红楼梦》电视剧的消息。然而当时文化部分管电视电影的领导对拍摄这部电视剧并不支持，冯其庸更是持反对态度。剧组转而向此时“独立”于红学圈之外的周汝昌寻求帮助，四年后，以周汝昌为顾问的《红楼梦》登上1980年代末中国家庭的荧幕上，促成了一代人的红楼热潮，而受周汝昌学术观点影响的剧情内容瞬间在大众市场被广为接受。

　　这直接引发了两派学说的对立。周汝昌发扬了胡适等人的新红学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及其家世，然而这一方向在经过数十年挖掘后，早已演变成了以曹雪芹本人及其家族故事对应捕捉《红楼梦》中的小说细节。在冯其庸等人看来，这一思路近于妄想。

　　冯其庸研究《红楼梦》同样是从曹雪芹家族入手，他以文献结合考古资料，得到的诸多结论迥异于周汝昌。比如在曹雪芹祖籍问题上，冯其庸持“辽阳说”，周汝昌主张“丰润说”。对于这一分歧，冯其庸格外自信：“‘辽阳说’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曹家老祖宗自己留下来的记述，我只是发现了这些历史文献而已。我对《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和考证，找到了大批有关曹家的早期信史。”

　　在1980年代初期，两派之争仍未被公开化，甚至冯周二人偶尔还会互相肯定对方的考据工作。周汝昌曾在1979年撰文称：“我个人十分佩服冯其庸同志。他最近付梓的《论庚辰本》，是一部多年来少见的有质量的版本专著。”

　　但自1990年代以后，两人矛盾逐渐激化。周汝昌在红学研究领域愈加孤僻，冯其庸则公开表达不满：“周汝昌先生使用了非常尖锐刻薄的话来攻击。”

　　进入21世纪，由于耄耋老人相继故去，冯其庸与周汝昌成为硕果仅存的红学权威，两人名下各有拥趸，而门下后辈针对对方的攻讦始终没有停止。

　　央视开播《百家讲坛》后，作家刘心武以“红学研究者”身份走上节目，并以周汝昌一派的方法论向观众解读《红楼梦》，在社会上形成争论。冯其庸在接收《南风窗》杂志采访时曾不指名地提出批评：“有些对《红楼梦》的讲解，都没有进入正题，都在圈子外面胡猜，猜得又很离奇古怪。把这么一部非常有深度的书，猜成侦探小说，猜成情杀小说，这实际上是歪曲了《红楼梦》，误导了读者。”

　　周汝昌则颇有意味地对刘心武表达公开支持，并向其赠诗鼓励，其中“也曾一掌思遮日，无奈晴空有九重”之句，被部分网友认为意在指责冯其庸在“红学”领域一手遮天的垄断地位。

　　冯其庸则以早年的红学论敌蔡元培、胡适举例，反唇相讥：“以前的学术风气不是这样的，胡适当年和蔡元培关系也很好，但他照样批评蔡元培，蔡元培也很有意思，他还把可以批驳他的资料送给胡适。后来的学术风气变了，有些人的气量变得越来越小了。”2008年，冯其庸晚年集大成之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出版。

　　世纪更迭，白驹过隙，在新世纪的第十七个年头，两位因学术分歧而成陌路的老人俱已作了古人。但有关《红楼梦》的争论一定会继续下去，正如冯其庸在一次采访中说道的：“《红楼梦》本身不可能有危机。”

　　纵览冯其庸一生，其人涉猎广泛，绝非“红学家”一词可以概括，他身为书画家，在艺术领域造诣颇高，与近现代诸多大家平辈论交，尤喜董源、巨然的画作，特别是“元四家”。而在推出了自己钟爱的庚辰本《红楼梦》后，他更是将热情转投万里之外，从1986年到2005年，冯其庸十入新疆调查玄奘取经之路，并于1998年8月发现并确认玄奘取经回国的故道——明铁盖达坂山口。

　　在面对自己文革后期成为官方依赖的“学术头目”时，冯其庸亦不愿多加辩解，他没有否认自己发表过政治意味浓厚的社论文章——但仅有一篇——是《北京日报》的社论：“那是彭真被弄下来了，北京新市委成立，我们校长郭影秋去市委担任文教书记，叫我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