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硬约束”是否能带来人力资本回报上升

　　最近被某北大教授抄袭本人译文的事件闹得晕头转向，一时断了正常的写作习惯。结果一篇日志出去，传言该教授在自己课堂上当众“认错”，并把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全丢到自己的研究生头上，然后就不再作出任何回应。 这种拿着自己学生的学术前途来漂白自己学术道德的做法，多少令人无语。事既如此，该过的日子还要照过，能写的还是要尽量去写。

　　前段时间写了《关于童工，说两句》一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入手分析了联结东部和西部的童工现象在今日的现实原因，并大而化之地给出了两条政策建议。前一条说要以“预算硬约束”提升人力资本回报水平，后一条则说要以动力革命解决流水线对劳动力的初级人力的依赖。发在果壳十五言后，小编问了第一条对策的逻辑过程。仔细想来，这个逻辑线条还挺长，实证部分也不简单。但既然讲了这个对策，还是要把原因说清楚吧。

　　1. “预算硬约束”与支出随意性的关联

　　“预算硬约束”的其实是“预算软约束”的对称，后者则是经济学大牛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的一个经典概念，用以描述计划经济体系下，计划部门编制的生产预算计划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总不会得到相应的遵循和执行，而会被一再突破的现象。究其原因，计划经济体系下没有具有成本约束力的市场竞争过程，企业的低效率最终只能被保留并转嫁到最终产品上。

　　当然，应对这个问题，计划经济理论不是没有注意和应对。在实践中，具有代表性的则是“马钢宪法”“鞍钢宪法”和“邯钢经验”。

　　(1)“马钢宪法”

　　这里的“马钢”当然不是中国的“马鞍山钢铁厂”，而是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联合工厂。“马钢宪法”指的是苏联的“一长制”的专家治厂模式，即工厂的生产管理由经过计划经济系统培训的生产技术专家负责，进而展开工厂的生产过程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哈耶克的描述，“马钢宪法”在其初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苏联由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在苏联后期，“马钢宪法”遭遇了失败。究其原因，虽然单个专家在单个车间内部可以达成该车间的生产效率最优，却无法避免上下游之间的信息隔阂;而伴随经济发展带来的生产信息复杂化更直接瘫痪了中央计划管理体系，使其发出的信息只能围绕国家功能的需要而展开。其结果便是，苏联可以生产出先进的军事装备和重工业制造品，却无法以合适的价格生产出能够满足民众需求的日常工业制成品，直至苏联解体。当然，官方对于这个模式的批评还有很多其他角度，此处不再赘述。

　　(2)“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特色创造，充分体现了中国化的革命动员体系和知识在生产领域中的延伸。其具体内容大致为“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三结合’”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在工业生产活动中，打破传统大工厂严格的科层化生产体系，实现生产中的“群众路线”，让“工人群众”参与到生产的全过程中。

　　当然，这个模式也不是像哈耶克说的那样先失败后成功。恰恰相反，中国大陆的“一五”生产计划亦体现了该路线的精神：“一五”计划行将结束时计划方案才编制完成，而四九年后诸多政治运动激发出群众巨大的革命热情则促成一五“成就”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方式需要的是持续不断的道德纯化以及低工资水平，也就必然诉诸不断的政治运动方能实现。虽然看似控制了成本，但却因为政治运动付出了更多的成本。

　　(3)“邯钢经验”

　　讨论“邯钢经验”在由描述计划经济体系对于“预算软约束”的应对方面，是不得不被提到的。在七六年至九十年代中期的增量改革期间，既有的存量部分，也就是顽疾深重的国企系统一直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稳定的需要而没有被触及。但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国企系统的系统性危机已经达到了可以说是“积重难返”的程度，并在民营企业面前节节败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河北邯钢开始推行“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经营机制，试图通过全面的会计管理手段和全面的职工参与，实现生产成本的有效控制。即根据市场价格，将对应的生产成本拆分成具体的指标落实到每个生产节点上，催促每个节点自行努力降低成本。这一模式，一是需要指标规划者具备充足的生产知识和管控能力，同时又要求每个“工人群众”能够积极参与。应该说，这一模式是前面提到的两种“宪法”的杂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