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硬约束”是否能带来人力资本回报上升
这个模式在初期也取得了“成功”——邯钢的利润当年增长了五十倍，并得到时任领导的重视和号召推广，一时间倒是非常热闹。
但这一模式仍然没能挽救病入膏肓的国企系统。国企系统最终只能以裁员五千万的“下岗大潮”抛掉了许多当年生活相对优沃的国企职工。究其原因，这一模式难以良好渗入国企内部既有的权力结构，也因为没有对于市场信息复杂性的系统解决办法而缺乏普遍适用性，无法真正管控计划经济体系下的成本膨胀问题。
总之，近百年的计划经济体系对于成本控制的实验，多少是不成功的，并最终迈入了成本随意膨胀的恶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各个环节对于成本的分配，实际取决于科层制下的决策者的利益权衡，而并非成文的规则;于是分配的结果实际只能由领导根据非经济，但却“泛政治性”的条件完成，并或许最终取决于参与各方的社会资本的多寡。
“支出随意性”还涉及另一个领域，也即财政方面的生产随意性。这个方面无需多谈，只需看看财政治理水平相对较高的广东省在审议2013年的财政报告时的各种“乱象”便已可知。
2. “支出随意性”与企业内部组织的蜕化
虽然“支出随意性”的确存在，但支出究竟按照什么样的“非正式制度”执行的在研究上却莫衷一是。仅就个人一点浅见，至少“随意性”所对应的“不确定性”，以及现实支出过程的“非匿名性”的条件，决定了争取预算的直接参与者的重要性。
企业和行政系统之间逐渐构筑起细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杂糅起诸多“合法性”的诉求。其形态为敖带芽(2005)和曾驭然(2006)描述，即“关系是第一生产力”。政企纽带在金融、税收、股价和市值方面的种种影响也由历年的实证研究加以描述(胡旭阳，2006;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吴文锋、吴冲锋和芮萌，2008;Li，2008);Djankov等(2006)发现，与俄罗斯企业家类似，中国企业家比非企业家更容易认同为了企业经济绩效的贿赂行为。政企纽带演进至今，而是广泛存在的企业家参政议政(陆铭和潘慧，2009)。故Allen(2005)便论述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不足的同时取得经济高速发展，原因在于存在替代机制保护企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内部组织的独裁化最终成为了今日企业演化的某种“均衡”。与之相对的，则是整个自由市场范围内的企业内部组织民主化过程。以往研究有一个跨度数十年的过程，有兴趣的可以看王跃生的《国际企业制度创新》一书。当然，笔者自己亦专门整理过相关文献，在此出于防盗版的需要，不再另行给出。
两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到两种路径产生出的截然不同之效果。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即便是民营企业和在华外企，其经营逻辑仍出现了“政企纽带化”的过程。民营企业部分可以参照上海交大陆铭的《政企纽带》一书，外企部分虽无专著，但任何一个稍微了解各中情形的研究者，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题目。
3.企业内部组织蜕化和工资支出：以华为为例的简述
此处我们刻画一个由预算约束指向工资支出的逻辑框架：
逻辑框架
理论上的过程至此大致已经说明。接下来，我们使用来自描述华为的公开材料说明这一问题的实际表现。
目前关于华为公司的成长经验的书籍良莠不齐，大量存在为了进行企业公关而故意放大和纯化某些高层领导的材料。但即便是在这些材料也能找到大量其实不合常理的细节。此处我们将使用来自曾在华为工作的张运辉先生等所著的《华为，你将被谁抛弃》一书中的材料来进行说明。因为基于本人与华为的员工的大量接触交流，本人对这本书的内容的可靠性比较认同。
(1) 人力资本需求与企业生产过程
正如我们所知，华为最早由退伍军官任正非先生创办，由起于微末的数万元资本，逐渐迈向世界一流的通信设备和消费电子厂商。最初的发迹其实来自对于中国农村的通信设备采购需求的充分把握，以“农村包围城市”在诸多国际大厂之间存活下来。在发轫伊始，就充满了大量的与国有采购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不可言说的细密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