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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浒到倚天 宋时梁山与浙江武术交流史话

历史 12-20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武术之乡。很多人会被当地风土人情所表现出的那种温婉秀丽所欺骗,而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浙江人的勇武就已经蔚然成风。

  那时吴越国兵器的精良、勇士的强悍都是其他诸侯国不敢小觑的。

  《吕氏春秋·顺民篇》:“无攻越,越猛虎也。”后来的《汉书·高帝纪》也称:“越人之俗,好相攻击。”《汉书·地理志》:“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由此甚至被中原文化视为“荆蛮”。

  并且,与中原适合车战的广袤平原不同,相对狭小的地理环境使吴越人所习练的兵器皆为钩、剑等短兵,而不是矛、戟等长兵器;即使有所用,也不如北地的长。而短兵的使用,则更需要坚毅的信念和敢死的勇气。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对比春秋史书中人物的自杀方式,吴越人自刎的频率是最高的,其余诸地使用频率则相当低,远远难以望其项背。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吴越人民自古以来剽悍的民风。

  这种风气并没有淹没在江南温柔的烟雨中。从奴隶社会末期的武士和刺客,到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武状元陈桂芬,再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徐锡麟和秋瑾,浙江的勇士仍然是代有才人。

  这是一段漫长的历史。伴随着民族融合来到南地的并非只有孔夫子的教化,实际上,北方的种种武功也一并传到了江南,并且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要把这个过程细致地描述出来是相当困难的,不过我们可以选取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片段——宋江征方腊来说明,希望能折射出整个中原武林南北大融合的进程。

  (上)

  12世纪二十年代,接受宋政府招安并被整编入宋军的梁山起义军队北征辽国,并取得了胜利。紧接着,他们又进一步接受调遣,去平定来自方腊方面的起义军。在这场战役中,我们很惊奇地发现梁山军队的作战能力与征辽相比明显地下降了。其原因将在后文进行分析。此次战役瓦解了梁山绝大部分兵力,这支队伍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

  然而,战争从来都是武术理论能够大量运用于实践的机会。宋朝的武术正是理论开始发展的阶段。并且在当时,民间武术团体开始形成,一些套路也开始成型(当时称为“套子”),并且被冠以各种名称。而民间艺人也对武术的成熟作出了贡献,在初步兴起的市民阶层中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交通、通讯的不发达,南北地区很难进行大规模的交流。而宋江征方腊这一事件无疑促进了南北两方面的沟通,甚至在战争结束后沟通还未停止:

  征方腊胜利后,一部分兵马上京复命,而有些将领由于各方面原因留在了南方,特别是杭州。据史学典籍《水浒传》记载,鲁智深、林冲、武松、穆弘、张横、燕青、白胜、时迁等头领都没有离开杭州。

  很显然,他们在战后为杭州输入了一些来自北方的经典武术。特别是武松、燕青等人,武术水平相对较高,停留时间较长,有足够的能力和时间传播他们的功夫。据《浙江省武术拳械录》(浙江省体委武术发掘整理领导小组编)记录,至今浙江一带还流传着武松独臂拳、燕青拳、燕青练手拳、浪子燕青拳、燕青短打、鲁智深醉打山门等拳种。

  据《水浒传》原文载,鲁智深在六和寺坐化后,宋江探视武松,见他“虽然不死,已成废人。”许多学者将其当作武松不可能再传授武术的证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废人”并非像现在的说法一样,专指完全不能自理的人,而是泛指一切身体有后天缺陷的残疾人。并且,武松独臂拳、以及著名的“独臂刀”的传播已经让这种猜测不攻自破。

  至今武松的墓地仍然在杭州市北山街西泠桥畔矗立,面对他曾在那里战斗过的西湖。而武松和他的兄弟们的武术并没有仅在杭州传播。

  2005年,浙江省宁波市梅山乡被省武术协会正式授予“水浒名拳之乡”的称号。这座小岛就是梁山武术在浙江一带传播的重要线索,当地保留了诸如宋江铐、武松脱铐、闹天堂等等传统拳种。至今梅山岛上还传说着百余年前一位余姚拳师前来教授梁山古拳法的传说。

  不过,散兵游勇的力量只能是松散的。这是当时宋政府诡计的结果。徽宗借助宋江的力量去剿杀方腊、并使其两败俱伤的战术看似高明,却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患:在紧随而来的金军入侵中,由于缺少了宋江军队的忠心作战,征辽国那样的令人欣慰的胜利便再也没能重演。甚至,由于徽宗将分封到南方各省的残余梁山将领一一杀死,致使他自己在四处逃窜时没能得到有效的掩护,靖康之耻因此发生,北宋王朝从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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