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的踪迹 万历野获编倭寇兴灭的细节

　　——《明史•列传九十三 朱纨》

　　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勾勒这样一个情状：闽浙势家也就是沈德符所言的“豪右”，他们对于朱纨损害他们走私利益的禁海政策颇有不满，自朱纨取得双屿大捷后，他们从心理抵触转化为以实际行动抵制朱纨对于倭寇的惩罚。从朱纨捕获的盗贼观之，其成员也不仅仅是日本人，也有中国人。而地方大族可以“挟制有司，以胁从被掳予轻比，重者引强盗拒捕律”，却也说明了一种更恶劣的情况：不仅仅有中国地方势力参与，甚而有官府势力混杂其中。

　　从豪右与倭寇的暧昧关系可以推断，朱纨认为倭寇的起因是由中方境内走私活动猖獗所引发。且以“去除中国盗难”而言他认为倭寇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恰恰是中国人。他深切明白“抗倭的关键是杜绝境内的走私商人的下海活动。”

　　回至疑问本身，我们便可以看到原先的两种解释其实并非真相，且不说日本人强夺豪右宝货是否真有，纵使为真，豪右迁怒于日本人也不会不助朝廷反助盗贼。因而，沈德符的真正含义正是通过“抚臣朱纨谈之详矣”明白地告诉我们：始(豪右)不过贸易牟利耳，继而(官府)强夺其(豪右)宝货，(官府)靳不与值，(豪右)以故积愤称兵。

　　(五)愚蠢的海防政策

　　在理清沈德符的逻辑思路后，他的说法是可取的。

　　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成果表示，嘉靖朝“倭患”实际上是由中国境内海商走私集团武装对抗明政府“禁海令”所引发的。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嘉靖“倭寇”实则是在中日走私贸易间渔利的中国海商及其追随者。 他们依托闽浙地方大族，进行走私贸易，而官府为了保护税收，强行扣留走私物资，自然也不会给予他们赔偿，这些以走私为生的海商气愤难平，与浪人勾结，转而为海盗，他们积愤的对象恰恰是明王朝的禁海令。

　　我们可以看一下时任浙江巡抚的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中关于中国贩于日本的货物：

　　丝：所以为织绢纻之用也。……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斤值银五十两，每百斤价银值二百两。

　　红线：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七十两。

　　水银：其价十倍中国。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三百两。

　　药材：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为常。

　　从中我们已不难看出，如此丰厚的利润怎么能使中国商人因国家的海禁而放弃呢?相反，正是由于海禁才使得走私集团的货物显得奇货可居，至于铤而走险对抗官府也是利益驱使之使然。沈德符在此也认为海禁使“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

　　关于嘉靖倭寇的复杂组成，当时人以及之后的部分学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嘉靖时钱薇言：“今也，华人习知海外金宝之饶，夷亦知我海畔之人，奸阑出入，易与为市。……且如闽广群不逞之徒，明越诸得利之家，外交内，为彼耳目……是故处倭奴之策易，处奸党之策难。” 又有屠仲律言：“通番互市，夷十一，流人十二，宁绍人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概称倭夷，实多编户之齐民也。”

　　与沈德符同时代的唐枢和谢杰的观点也可以作为旁证依理而循。唐枢作为时任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好友，在给他的信中写到：“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 谢杰在其《虔台倭纂》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倭寇的本质：“倭夷之蠢蠢者，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同时，他指出倭寇兴兵也绝非简单的 “靳不与值”所致，而是“病于海禁之过严” 。

　　根据中日学者关于倭寇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分析认为倭寇兴起的缘由是中国海商不满政府禁海，欲武力“要挟官府，开港通市”。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中指出后期倭寇的主体是“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他们的目的是“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 中国学者王守稼在《嘉靖时期的倭患》论述得更为彻底：明朝政府把王(汪)直集团视为“倭寇”，而王(汪)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的外衣。 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大多数是其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很明显，王(汪)直海盗集团的所为是对政府“假招安，真消灭”计策的报复，同时也是为了逃脱责任，而地方政府为了推卸实施这一计策失误的责任，也顺水推舟地以“倭人来犯”上报。可见，嘉靖“倭寇”是敌我共同编织借以掩盖双方责任的绝佳“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