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的踪迹 万历野获编倭寇兴灭的细节

　　他们去哪儿了?去中国淘金。但他们起初并非做了强盗，而是使者。

　　新兴的明帝国正蹒跚起步。朝廷对维护“朝贡体系”拥有较大的兴趣，以此彰显国家法统的正当性，对于远来朝贡的海夷只要恭顺，则一概薄来厚往，这就造成一批缺乏本国政府有效管辖的日本人愿意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取财物，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有些人便滞留在中国沿海附近，有些人便顺东南季风由长崎至宁波固有之航道往来活动。不久之后，这些日本使者却越来越得不到朝廷的优待，传说是由于某名日本使者一首“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的打油诗嘲辱了皇帝，以至于明日之间战争亦一触即发。实际上，朱元璋未必会被一首诗气得暴跳如雷，但像“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的恶性事件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假冒使者被带至尊贵的皇帝面前，这本身就足以威胁到皇帝的安全，更何况还藏有攻击性武器?此类层出不穷的诈贡事件的出现(朱元璋曾对礼部屡次引见这些没有携带国书的日本使者很是不满，你以为见个皇帝是去菜场买菜吗)，或许才是明朝对日关系急转直下的真正原因之一。想的比较多的朱元璋或许进一步意识到，有人假借混乱的日本局势在谋取利益。

　　我们往往认为，明初倭寇是被日本国“抛弃”的一群人，即倭寇的行为实际上是流亡的中下层官僚及武士的自谋出路的行为。但如果了解日本之前曾遭遇到蒙古两次强攻(未遂)以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日本始终保持着一种对大陆中央王朝的深深恐惧。倭寇行为是否得到当时南北朝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一点。但从朱元璋给怀良亲王的第一次国书中责问日本寇略中国沿海，并要求其“修兵自固”时，南朝相当不配合的态度以及第二次送达国书后开始服软的怀良亲王送还了倭寇从浙江宁波劫掠来的七十余口中国百姓，这或许可以说明倭寇的存在多少有割据势力支持的意味在里面。已经有阴谋论调指出，明初的倭寇正是日本用类似海上“游击战”对大陆中央王朝施行的一种以攻为守的流氓策略。正如十七世纪英国女王发放“私掠许可证“(Privateering Commission)支持向拥有无敌舰队的西班牙做出劫掠商船的行径如出一辙。混乱的日本无需由一个政府出面承认劫掠的罪行(当朱元璋对日本海盗活动的猖獗准备发兵剿讨所谓“日本国王”时，他甚至将国书“乌龙”地发给了已经处于北朝压力下岌岌可危的南朝)，相反，日本割据区域统治者假借混乱局势尝到海外掠夺的甜头后，他们没有理由不支持这项行动。平户藩的松浦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个家族的子孙松浦隆信(まつら たかのぶ)后来成为嘉靖朝倭寇集团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

　　日本海图

　　回到朱元璋和沈德符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奸民”在哪里?

　　“盖以宁波亦近畿甸，为奸民防也。”参与胡惟庸叛变的骨干分子林贤，他的职务恰恰是宁波卫指挥使，这当中的联系，恐怕是不言自明的。胡惟庸当年把林贤贬职用的是劫掠日本使节船只的罪名，但处理方式很独特：佯奏贤罪，谪居日本。也就是说，你伤害了日本人民，那么，你就去日本吧。林贤去日本一去三年，他究竟干了什么，以及为何之后胡惟庸将其偷偷召回，这里面的关窍恐怕没有几人可以知道。林贤是洪武十二年(1379)年被胡偷偷接回的，在上一年，也就是洪武十一年(1378)，发生了朱元璋诏令“六部所属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的事情，“勿关白”三个字绝对抽了时任丞相、掌握中书省实权的胡惟庸一嘴巴。感觉到危险的胡惟庸在次年做出些许部署也非没有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大诰三编》朱元璋在林贤案后的感叹分析，林贤很有可能是从张士诚那里投诚来的。但林贤在参与胡惟庸叛变时的作用有多大，我认为也不必太过高估。重要的是，他在宁波经营多年及在日本的谪居经历，说明其身后所牵扯的国内“反动势力”及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必定给予了某种无法解释清楚的支持。不然朱元璋也不至于下定决心将宁波市舶司彻底关闭。因为沈德符已经强调了宁波在历次对外贸易中重要的创收作用：其岁入百余万缗，所输北朝金缯，尚不及其半。每岁终，竟于盱眙岁币库搬取，不关朝廷。这么一个在南宋日进斗金的贸易据点被猝然关闭，对于财政紧张的明政府而言，恐怕有着更深一层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