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 斯多葛-基督徒的名誉准则

　　伦敦的股票交易商

　　19世纪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则是中产阶级的兴起。工业革命不止创造了制造业的工作，同时也让贸易和银行业蓬勃发展，带来了一批全新的白领阶级。英格兰的经济中心从农业转移至工业资本主义，早期中产阶级的收入远远高于地主。但制造业、商业、银行业新贵们的政治地位和身份没能与他们对国民财富的贡献相称。贵族，这一历史悠久的名誉群体从来没有被外部如此严重地挑战过，他们为了自己的地位而奋力斗争。中产阶级最终让传统贵族作出妥协，不仅保持了他们的财富和在政府的声音，他们还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名誉准则—— 一种无论阶级、只以德行为标准的体系。

　　斯多葛-基督徒式的名誉法则是什么?

　　维多利亚时代为中产阶级发展出的名誉准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合体。首先这是一种对贵族价值的逆反。英国摄政王时代(大约1795-1837)上流社会的风气变得颓废、纸醉金迷、过于注重外在的服饰形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些人回首那段时期，认为物质主义已吸干了社会的灵魂 —— 有钱人身着盛装，内心却腐朽空洞。维多利亚人以推崇持重和端正的来反击这种旧风气。其次，中产阶级也蔑视贵族将无业食邑视为德行，懒惰无为而鄙视勤劳的作态。商人阶层的兴起一举扭转了这种风气，他们认为懒惰是恶习，劳动是一种近于神圣的美德。

　　第三点，福音派基督教的复兴。传统的加尔文主义认为人类全然败坏，得救与否是命中注定的。福音派改变了这种教条，开始强调自由意志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神的救恩向任何选择相信，并耕耘自身内在信仰的人开放。与此同时，福音派新教徒劝诫道，人与神的关系的好坏基于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情操。信徒应该为道德的完美而奋斗，在工作中净化社会风气，转变腐败行为，并扶持受压迫的人。

　　第四，怀旧。维多利亚时代和文艺复兴有些类似，人们一方面不断进步，向前看;同时也怀旧复古，向后看。他们回顾过去的社会并激励自己去改进自己的社会。他们从中世纪口耳相传的骑士精神中汲取营养，从古希腊哲学中提取了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

　　第五，民主的扩张。几个世纪以来，分封贵族所组成的寡头政治看似牢不可破，他们不仅控制国会也控制着整个文化。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开始反对以土地面积作为投票权和内定为政府官员的制度。一系列的改革法令让几百万英国男性获得了公民权，创造了更广泛的平等主义，并且培养出了一个被称为“绅士”的跨阶层的群体。

　　伊桑巴德

　　·布鲁内尔(Isambard Brunel)

　　最后，以个人奋斗造就自己。正如前文所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出生的阶级，跳出自己的阶级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一个普通人无论多么努力也别想进入贵族的阶级。而社会经济从农业转变为工业时，社会阶层的流动成为了可能，或者如英国人所说“可移去的不平等”(removable inequality)。只要一个人在工业经济中努力发展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技能和品格，较高的社会身份也是能够被挣得的。

　　如果你就这些因素都放在一个炉子里搅拌，你就会发现历史学家伯特伦·怀特布朗所谓的“斯多葛-基督徒式的名誉”就是维多利亚人的名誉。而维多利亚人常常用“体面”这个词来表达这个意思。民主的精神激励他们将功绩作为看为比血统更名誉的准则，而每个因素都为这种新的名誉体系提供了数种价值。

　　针对贵族的繁文缛节，提出了“礼仪改革”，端正得体的行为有了新的规则，影响了人们的衣着和谈吐。诚挚和郑重被视为最重要的德行;虚荣、轻浮、纨绔作风被摈弃。福音派的运动强调了一些重要的道德，特别是贞洁、虔敬、仁慈等等。中世纪骑士的追思激发了对女性的礼让，而对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的让他们遵循独立自足、自控、淡定的风度，也就是英国人著名的“绷紧上唇”(stiff upper lip，意思是镇定沉着)。最重要的一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名誉伦理将德行与经济上的成功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德行也就那些能够帮助中产阶级以工作崛起的精神：主动、深耕、发明、独立、负责、雄心、节俭、守时、守序、干净、耐心、可靠，还有最重要的——工作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