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 斯多葛-基督徒的名誉准则

　　斯多葛-基督徒式的名誉准则在现实中有何作用?

　　一、维多利亚式的名誉体系为快速变革的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供遵循的框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城市导致人的陌生化，原始的名誉体系需要团体内部成员都互相认识。而一个彼此陌生、毫无人情味的社会如何去检查人们的行为，人们又如何维护自己的声誉呢?

　　维多利亚的名誉体系严格遵循礼仪和举止的规范，并将此视为一个人体面与否的标准。礼仪的设计是为了培养体统，而同时也帮助减轻陌生人之间的隔阂。双方都知道在各种情况下待人接物的套路。而遵循道德的操守就能逐步建立个人的名誉;良好的举止是外界给予一个人评价的标杆，这些外在的表现被视作一些内在品格的流露，包括自控自制、明礼知节、遵道守法等等。

　　另一方面，你在一个城市里也不是完全陌生的。如果你在你雇主那里得到恶评，比如举止无当、道德低劣、马虎懈怠、玩忽渎职之类，那么你在社会和商界都难以立足;因为在你寻求一个新的商业或社会契约时，你必须提供几封推荐信或介绍信作为你人格的担保。你在一个地方获得的评价可能会跟随你一辈子。

　　二、维多利亚式的名誉准则为新兴的职业创造出行为标准。封建贵族垄断政治和文化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能相对容易地拥有一种被当时所珍视的价值：淡泊;而这也是他们不劳作的理由之一。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封建贵族能淡泊钱财，所以他们的道德和智识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性，从而无论环境的变化他们都能做正确的事情，也就是期望他们能将社群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

　　而这个问题也落到了新兴的中产阶级头上，当传统的职业人数大幅增加，新兴职业不断涌现的时候，将如何保证这些专业人士也能保持一种淡泊的心态?作为回答，各行各业的职业操守被发展出来，而这些操守绝大多数是依照维多利亚式的名誉原则而制定的。比如，从业者必须将诚实、责任、守法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有时候很难相信，当时很多行业缺少法律的约束，但商业的道德标准却相当的高。少数欺诈的丑闻难以避免，但整个名誉系统还是很好地监督了各种腐败现象。

　　三、维多利亚式的名誉准则创造出更多普适的准则，帮助弥合阶级纷争。19世纪之前旅行和通信十分受限。贸易不发达造成各个社群很大程度上是自治自律、自给自足的封闭团体。铁路交通打破距离的障碍，旅行的成本下降了，全国性报纸和大众娱乐削弱了各地区独特的习俗。而当物理和文化的隔阂逐渐消失时，阶级的区别依旧存在。故而一套更普适的名誉准则能帮助团结全国上下，创造民族的凝聚力。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学者Richard D. Altick如此论述：“当一个民族面对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时，被广泛接受的福音派信仰道德起到了弥合的作用，将各个阶层带到一个可以被称为道德民主的旗帜下。阶级之间互相摩擦的关系被他们共同的道德伦理所润滑了。”

　　四、维多利亚式的名誉准则培养了誓约的习惯，并创造了许多更小的男性名誉群体。维多利亚式的名誉准则跨越地理界限和阶级分野，为真个社会提供统一的价值标准。与此同时也在冷漠的关系中为人们导航，无根的人们不断增多，孤独和陌生促使一些男性结成一些小型的名誉社团，这些社团是对旧时兄弟会的模仿。互相宣誓的做法越来越普遍，这让人们将自己斯多葛-基督徒式的理想放入实践，看一个人是否能言出必行，同时也让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相互效忠，结义为兄弟。典型的例子就是许多大学中创建的兄弟会，一般会员会宣誓对兄弟会的忠诚，并保证自己的将像一个绅士那样行事为人。

　　斯多葛-基督徒式的名誉准则背后的社会和哲学意图是什么?

　　所有的名誉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激发其成员对于某种行为的积极性，而履行这些行为是名誉群体所认为能保证健康、幸福、和安全的。达到目的的手段有羞辱那些不能符合准则的成员，奖励那些符合的，并给予其中的佼佼者以荣耀和特权。

　　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与之前谈到的原始名誉文化不同，纯粹的生存竞争不再是最紧急的事情。而古代以眼还眼式的反射性正义已开始受到专业执法和司法系统的管制。故而维多利亚时代对的它的名誉体系有更高的要求：进步性——道德的和物质的。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而言，二者必须齐头并进。他们相信正如人类可以用智识驱动蒸汽和电力，用工程学去改造他们物质世界的环境，他们也可以去将自己的潜在力量管理得井井有条。每个人都可在道德上进步到他所决心达到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