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 斯多葛-基督徒的名誉准则
个人的进步与物质的进步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如Altick所言：“社会个体灵魂的健全为这个社会带来了福祉。” 换句话说，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相信越多的人过着有德行的生活，整个社会就会越好越强。反之，若每个人都过着不道德的生活整个社会的力量就会被削弱，有些人甚至认为战争时期的道德散漫是叛国。男性为了维护绅士的身份而积极地生活，并避免遭受羞辱。他在准则内行事优秀，则同时促进他的进取心、勤奋、律己等等优良的品质，其结果就是让他成为一个更有身份更有地位的绅士。而只要更多的人为争取这些身份而努力，则整个社会就会有因更多的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而获益。这一点上维多利亚式的名誉体系发挥的作用和远古部落里的一样，利己同时也利他。
公平
竞争(fair play)
斯多葛-基督徒式的名誉准则是外在名誉还是内在名誉?
前面我们谈到过传统名誉衰落的根源在于从外在的公共名誉转变为内在的个人名誉。传统的名誉基于同侪的评价，而内在名誉则纯粹取决于自己的良知。无论斯多葛-基督徒式的名誉准则给传统准则添加了多少新的特点，维多利亚人的名誉大体上仍旧是一种公共名誉。如第一篇文章中提到Julian Pitt-Rivers的论述：“名誉是个人眼中的价值，但也是他的社会眼中的价值。名誉是对他自身价值的评估，是他对自尊的诉求，也是(他人)对这诉求的承认;也就是说他所在的社会对其卓越品行的认可，也认可他自尊自豪的权利。” 虽然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的自豪主要建立在道德的情操而非身体的勇武上，但其过程本质上与原始的武士是一样的，通过内在的诉求达到卓越，而这种诉求的认同来自他的同侪。你不可能既像一个无赖一样生活，又声称自己是一位绅士，因为没有人会认同你的这种宣言。在中上阶层中只要稍有名气就会带来公共的名声，这时其他人就会观察和判断你的行为。道德上略失体统就会带来公众的羞辱，并且被社会和职业圈所弃绝。
男孩在私立和公立学校中都被教导成为绅士，高年级的学生监督低年级学生的行为。Sally Mitchell认为这种同侪监督是”带来秩序但不会引起愤恨，同时将责任感内化。“ 在运动场上，年轻人专注于团队合作与”公平竞争“的理念，斥责那些亵渎体育精神的人。
然而，维多利亚时代强调个人良知其实是一个大的转变。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简单地捡起文艺复兴思想家所拥护的诚挚笃实。一个人必须达到外部行为与内部品德的一致，遵从斯多葛-基督徒式的名誉准则，不仅要得到他人的赞许同时也享受自由且清明的良知所带来的满足感。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需要比他们的前辈更多地触及自己的良知，由于交通的便利他们往往会脱离名誉的组织而与陌生的人生活在一起，这时他们往往是无人监督的。而对于绅士而言这是对一个人名誉的最大考验：你是否能君子慎独?(于此正相反的是托马斯·杰弗逊给他侄子的教导：“问自己如果全世界看着你时你当如何言行，并照此而行。” 按，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这个时期里大学的名誉准则很完美地囊括了个体和公共的名誉。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学名誉准则以其守信重诺而闻名，大学信任学生能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做正确的事情——无论是学术方面还是其他方面。而与此同时，名誉准则也规定在发现他人作弊或不诚实的情况下一定要揭露。也就是说容忍违规也是一种违规。我们现代的社会的人已经完全丧失了这种公共声誉的建立与鉴别的概念，我们在揭发别人时总不觉得这并不光荣，也不觉得一定是在维护名誉。
绅士格斗术
结语
我们现代人在想到名誉时，脑子里往往浮现出一些概念，比如诚实和正直、决斗、大学名誉守则、“妇孺优先”、还有良好的举止、斯多葛式的高风亮节。换句话说我们实际上浮现的就是维多利亚人的名誉定义。斯多葛-基督徒式的名誉准则在我们如今的文化良知中依旧不可磨灭，原因有几个。第一，维多利亚时代代表着现代思维模式的诞生，而这种名誉的价值是为了回应技术、社会、经济的变革，而如今依旧不过时。现代社会的脚步越来越快，变革越来越频繁，人际之间的冷漠陌生化，个体发展的追求和职业的目标，能够让我们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产生共鸣。第二，维多利亚时代是名誉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最后诠释。第三，斯多葛-基督徒式的名誉价值至今仍然有深刻的影响力。
